|
1930年10月，寰游在中国左翼文学要求描写下层人民生活和文艺大众化的原则指导下，创作了著名的诗剧《十字街头》，写的是马来亚经济不景气，失业群众流浪街头后终于团结起来游行的事情。诗歌结尾能看出国际歌的影响： 繁华的世界/灿烂的河山，/不是我们劳动的血汗/谁有本事创造这一片？ 我们的血汗洒遍了大地/我们的力量充满了全身/我们是造物的神/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全世界的饿者们，/请听我一声口号，/大家一起努力向前进/去夺取我们的自由和面包！(29) 1942年2月1日后，日本占领了现在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马华文学运动被迫转入地下，沦陷时期的马华文学主要反映为监牢抗日志士的遗作。(30)下面是萧扬烈士著名的《诀别诗》： 三年的光阴填满了悲愁与痛苦/死刑场是我最后的归宿/如今我是一只待杀的羔羊/生与死已失去了界限/并不是对死的恐怖/也不是对旧世界的留恋/我只是有一颗妒嫉的心/见不到那理想王国的颜面/方室里洒满了明月的清光谁不爱那团圆的温馨/我愿以革命的坚贞/呈献那双亲与兄长/死的人并不空耗一腔热血/狱城外蔓延着复仇的行列/那历史的转换并不久远/地狱里的欢唱与人间齐鸣(31) 战后，马华民族独立提到日程上来，这样，马共和中共在革命任务的认识上出现了分歧。胡愈之在1945年底回到新加坡后在陈嘉庚的支持下主办了《南侨日报》，积极宣扬中共主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歌颂毛泽东的伟大，同时，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到马华文艺界，并邀请郭沫若、茅盾、陶行知、黄炎培、许广平、楼适夷和何其芳等人为刊物供稿。但是马共内部出现了一位与胡愈之对峙的人物周容，此人被称为“马共第一笔”。他强调文艺的独特性，主张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在形式上可以是中国的，内容却必须永远是马来亚的。尽管出现了这些分歧，马共在48年后对自己的独立性越来越重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马华文学持续接受中国革命文学的影响，这个时期，马华诗坛主要受艾青、臧克家、何其芳和田间诗风的影响，比如铁戈的《在旗下》： 这旗，/是我的眼睛，/指示我/紧跟着被压榨的人们，/前进，/这路，/是我底生命；/没有它，/我的步伐不响，/没有它，/我的歌喉唱不完，/我要把生命/永远跳跃在/旗下的道路！/从这路/去迎接/人类的/春天！(32) 随后，由于追求马华文学本土化，大陆的文学大众化包括集体创作的思路开始影响马华诗歌创作，朗诵诗开始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在马华诗人创作的大量朗诵诗中(如成名的《怒吼吧，新加坡》，桃木的《不合理，要反对》，杜红的《五月》、《地狱狂想曲》，集体创作的《新生活歌选》等)，最著名的是《南大颂》，这是集体创作的结晶，也是政治抒情诗，三位作者是炎羊、白丁和古辛： 华文教育/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祖先们辛苦地栽培/绝不让人消灭！/为了你，华文教育/把我们的心献给你/把我们的热血献给你/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为了你呵，华文教育/谁能使我们离开你！/赤道上的日子呵/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华文教育在水深火热中不断地壮大！/建立南大！/建立南大！/这呼声/这号召/像一阵响雷/滚过了马来亚/滚过了南洋/滚过了全世界……(33) 南洋大学是马华华人为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反对殖民压迫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因为它的左翼倾向，最终为李光耀所不容，于1980年被强行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汉语也因为种种原因被英语取代为主要授课语言。谢诗坚在研究中描述了鲁迅是如何作为一个精神象征的符号被植入南大左翼文化之中的。 大陆的“文革文学”对马华文学创作亦有深刻的影响，下面录一首写于1967年歌颂毛主席的诗： 长空万里，东风浩荡，/千年古国闪射出无际光芒/它像巨人般伸开粗壮的臂膀/威武地立在亚洲平原上。/红旗似海，歌声如浪，/七亿神州纵情地飞舞歌唱，/如今/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天地/朋友/你们是唱着建设的歌/在为明天的成果/埋头地辛勤工作/我们的缄默/是悒积的火山/不能长久地蕴藏/有一天冲破了地壳/火红的岩浆就覆盖着整个地面上/那时，半岛要改样/胶林、矿场……/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朝一个永远不落的太阳(燎东《笑迎东方红日》(1972)) 从上面的几个诗歌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文学对马华左翼文学有看制约性的影响，造成这个影响的一个根本原因，正如谢诗坚所说的，“这首先是因为马华文学的主体(作者和读者)是中国的移民、侨民，他们侨居海外，心向祖国，自觉地以文学来推动中国革命，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换句话说，马华文学从作者、题材到思想内容初期大都来自中国，以后才逐渐本土化；但即使后来以本土作者为主体，以马华人生活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马华文学也没有摆脱中国革命文学的强大影响。中国革命文学一直是马华文学的直接的思想资源。”(34)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马华华人所面临的反殖民的历史使命和大陆是一致的，和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一致的，中国革命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创造出了其伟大的世界性意义。这种反抗文学特有的价值体系和政治的功能性都使得中国文学和西方人文传统有着重大的区别，它以全新的角度定义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自身虽是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产物，但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而言都有着普遍意义。 谢诗坚的著作以非常翔实的史料描述了这五个时期马华作家是如何在意识形态上、文艺观上、文学运动上和创作上以中共文艺政策为准绳介入自己的现实的。这段历史使我们不得不想到，今天的中国文学即便得到西方世界更多的认可，但其对华人圈的影响恐怕远远不及革命文学。这种反差说明，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的标志在于它如何用自己的标准界定“世界”和“世界文学”，而不是如何被世界所接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