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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亦极善于写景，他的七律中成就最高的即是山水写景之作。即便在其他题材诗作中，蔡襄也常插入一联景物描写，这一联往往成为全诗的亮点，使整首诗反而有难见全璧之憾。④蔡襄在山水写景七律上的一个突出贡献是采用了连章组诗的形式，他的《漳南十咏》分别写了白云亭、城东水阁、满月池亭、龙台、西湖、南山庙等十个景致。这种七律组诗形式，自杜甫开创《秋兴八首》后，继作者并不多，可能因为七律章法较严，成诗不易，像蔡襄这样连写十首的确不多见。 在言志写意说理方面，后昆体七律最有创变。先不说以诗说理言志，是否合乎诗的本质特征，也不言其优劣，但就其创新而言，显示出宋人在突破前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宋诗之所以迥别于唐诗，也正是在这方面的融汇与突破。如夏竦的七律《话道》，主旨是反对求仙，但与西昆体反真宗求仙的咏史诗欲吐又吞，战战兢兢的风格相比，此诗显得更为大胆直率。这是一首典型的宋调七律，诗题就与一般唐诗不同，在创作手法上继承了白体的“以议论为诗”，也融合了昆体的“以才学为诗”，呈现出独特的宋诗面目。此前七律极少有类似风格的作品，因此，尽管夏竦只作此一首，却透露出北宋七律渐变的端倪。在这方面有突出成就的还是二宋，宋庠数首言志写意七律，如《世事》、《求志》、《淮南自讼》、《乾兴诏罢自咏》、《郡圃观春物有感》、《晚春小园观物》等；宋祁的《自讼》、《古意》等。这些诗作从诗题上就可看出对传统七律题材的突破，尤其“观物”之作，体现出诗人在“格物致知”方面的思考，这类诗作在七律中的出现，意味着宋代理学的学术思维方式向诗歌创作的渗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宿还有三首比较特殊的类似读后感作品，如《览朱表臣卷》、《览孙佑甫卷》、《览海东相公尹川集》。读后感七律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宋人之博学，另一方面也是宋诗学问化、议论化倾向于七律创作中的渗透。 赵抃在这方面也有突出贡献，他的言意说理七律，如《劝学示江原诸生》、《勉郡学诸生》、《青州劝学》、《劝成都府学诸生》、《信笔示诸弟侄子孙》，这些诗作继承了白居易七律好议论说理的风格，但其说理方式却不是借物言理，而是用朴实的语言直接说教。所言之理也不是玄妙的哲理或普遍的事理，而是实用的为学做人之道，诗的内容让我们联想到韩愈的《劝学篇》。赵抃用七律表现散文内容，开拓了七律的题材，这也是“以文为诗”在内容方面的体现。言理劝学七律的出现，反映出北宋仁宗朝儒学的重建及对士人“人格”、“气格”的要求。气格之健举直接关系到诗风之健举，这正是欧阳修等诗文革新诗人的努力方向。 纯粹说理言志写意作品虽然不多，成就也不算高，但后昆体诗人在七律上的创新却不容忽视，尤其是对这种创作手法的尝试，其后成为宋人的一种思维惯式及宋诗的主要特征，不得小觑。 宋初三体中，最关注现实的当属西昆体，可惜由于其词旨幽微，反因形式被诟病近千年。诗人之旨，不可不察也!后昆体诗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往往被看成是对西昆体的纠正，实际上只是对西昆体的发展。七律关注现实，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杜甫的接受，二是受诗文革新精神的影响。 在对现实的关注上，赵抃七律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的七律内容突破了后昆体诗人常见的寄赠送行、咏物怀古、写景咏怀之作，而出现了关心时事政治、国计民生等内容，继承了杜甫开创的以七律写时事的传统，如《闻岭外寇梗》、《武林阅兵》。在《夏末喜雨》一诗中，他还表现出与百姓同喜同忧之情。赵抃还有一些诗也表现出与民同乐之情，如《过左绵偶成》、《寄永倅周敦颐虞部》、《次韵钱顗喜雨》、《次韵董仪都官见赠》，这些诗突破了后昆体诗人的闲适宴游之乐，将一己之情与天下苍生相联系，正是范仲淹“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表现；而其《虔州即事》、《再有蜀命别王居卿》等诗为我们刻画出一位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为国家政务劳苦奔波、任劳任怨的朝廷官员形象，体现出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北宋中期士大夫精神。因此，方回曾言：“其人可敬，不止于诗。”[9](P1426)余靖写时事七律有《贺运使学士分散傜人》、《闻栾驾部度岭见寄》，这些诗笔力劲健，善用典故，组织工整，正类西昆体中风格较为劲健的诗作。 由此可以看出诗文革新精神对后昆体诗人的影响已经从诗风的平淡深入到内容的关注现实，也体现出后昆体诗人由二宋的多表现个人内心感受转向对外部世界的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