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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制题材的突破及时代特征 奉和应制七律是后昆体七律中最富丽堂皇也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七律在初盛唐创制之时，就以奉和应制的面貌出现，在宋初白体七律中表现比较突出，在后昆体诗人手中创作大盛。夏竦、晏殊、王珪、胡宿、宋祁等在这方面皆有突出表现。这一题材，由于限制较多，比较容易雷同，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言： 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尔。夏英公《和上元观灯》诗云：“鱼龙曼衍六街呈，金锁通宵启玉京。冉冉游尘生辇道，迟迟春箭入歌声。宝坊月皎龙灯淡，紫馆风微鹤焰平。宴罢南端天欲晓，回瞻河汉尚盈盈。”王岐公诗云：“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镐京春酒沽周宴，汾水秋风陋汉才。一曲升平人尽乐，君王又进紫霞杯。”二公虽不同时，而二诗如出一人之手，盖格调当如是也。[7](P498) 说明了后昆体颂美诗风的大同小异，但事实上他们的诗风各有不同。 夏竦的奉和应制七律较之北宋前期的奉和应制诗增添了新的内容。前期奉和应制诗常见诗题如《和御制赏花诗》、《奉和御制雪》等，皆为普通咏物诗，而夏竦奉和应制诗中许多反映祥瑞之气的事物被频频歌咏。当然，奉和应制诗的内容取决于皇帝，但从夏竦此类诗的内容变化上可以看出，在宋真宗东封西祀之后，各地为了迎合上意，开始进贡传说能体现天下太平的祥瑞之物，这些物件又被皇帝用来作为与群臣唱和的材料，如《五月同州奏牡丹一枝开三花》、《闰六月眉州奏禾生九穗》、《八月梓州奏光化寺池莲五茎各开二花》等。这种奉和应制七律的出现，反映了真宗、仁宗朝天下承平的气象，也体现了那个时代体认的“天人感应”思想。七律的颂美功能几乎被发挥到了极致，似乎回到了它初创期的高贵地位。七律从初盛唐的宫廷走向民间，而今在后昆体诗人手中又从民间重回宫廷。但从奉和的内容及风格来看，早已失去了盛唐的磅礴大气，只是更加富艳精工而已。奉和应制七律内容与风格的变化反映了唐宋文人精神意趣的差异。 晏殊与夏竦的奉和应制诗的内容略有不同。晏殊的奉和应制大多是节日庆典之作，如《奉和圣制除夜》、《奉和应制元日》、《奉和圣制上元夜》、《扈从观灯》、《奉和应制社日》等。其应酬唱和之作也以节日及宴集为主，如《和至日北园宴集》、《假中示判官张寺丞王校勘》、《次韵和王校勘中秋月》、《九日北郡登高见寄》、《九日宴集和徐通判韵》、《次韵和史馆吕相公九日偶成》等。经过宋初三朝的休养生息后，国家到仁宗朝达到风物全盛，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表面的承平，使整个社会由上而下沉浸在一片安乐祥和的气氛中。早期太祖皇帝就提倡的享乐，在仁宗朝初期发展至顶峰。晏殊的应制诗与夏竦的颂诗、柳永反映太平盛世的词一脉相承，正如《东京梦华录》真实记录北宋都城的繁华景象一样，晏殊等人的七律适时地反映了时代特征。 从晏殊与夏竦的奉和应制诗的内容差异来看，在真宗朝后期，达官贵人还沉迷于符瑞呈祥的气氛中，到仁宗朝前期则变成了现实的享乐，尤其是借诗歌反映节日的盛况，展现出一个王朝经济与文化的繁盛。从晏殊七律中可以看出一年四季，从元日到除夜，几乎每个节日都有皇帝的御制及个人宴集的酬唱。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北宋中期享乐之风的发达，或可为词作的繁盛提供理论依据，也说明了后昆体七律中对个人情怀的悲苦吟唱始终未能成为主旋律。时代诗风摈弃了晚唐体的“悲”“苦”，继承了白体的“颂”“乐”。 王珪最为人称道的诗作是《恭和御制上元观灯》，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言此诗“典实富艳”，与夏竦《和上元观灯》如出一人之手，并言宋神宗在众多和作中，独赏此诗，云“妙于使事”。[7](P498)王珪七律中确有一些辞藻华美、工于使事、典实富丽的“至宝丹体”七律，如《依韵和贾直孺舍人初春祠左太乙二首之一》、《上元》、《题道录陈景元中太乙宫种玉轩》等。这些诗大多采用与皇家相关的意象，组织成瑰丽的意境，镂金错彩，美艳精工，不仅是其一生优游富贵的体现，也展示了北宋仁宗朝经过宋初休养生息后渐至全盛期的富丽堂皇。宋祁的《闻圜丘礼成肆眚》、《元夜观正阳赐宴》、《再侍经筵有感》、《礼局致斋》、《禁门待漏》、《观上朝》等，以叙事为主，典实雍容，较之他人略有不同。胡宿的奉和应制大多描写京都的宏伟壮观及个人的安逸心态，继承了夏竦、晏殊的颂美及抒写安乐之情的主基调。这些诗或典丽华赡，气势阔大；或雍容富贵，神气安雅，体现了一个王朝进入全盛期后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早期昆体诗人用镂金错彩的语言表现的是一种忧伤感，这与李商隐类似，而夏竦率先将这种文风用在了歌功颂德上。杨亿提倡颂美，《西昆酬唱集》却多事微讽，真正用西昆诗风颂美的是后昆体诗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