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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西昆体七律的扬弃及士人心态的转变 西昆体七律最擅长的题材为咏史、咏物、爱情三大类，这既是对李商隐七律的继承，也是对宋初白体七律的反拨。这三个题材中又以咏史七律成就最高。后昆体诗人在这三大题材上既有继承又有变化，但后昆体诗人的咏史七律成就并不高，数量也较少，而且大多变咏史诗为怀古诗。其原因应与创作环境有关。西昆体七律属典型的馆阁创作，而后昆体诗人的游宦经历和丰富学识，使他们对游历之地多起怀古之思。 后昆体诗人中，夏竦的怀古七律别具一格，如《江南怀古》、《金陵》等。西昆体的咏史诗，以叙事为主，在感叹中寓微讽。夏竦怀古七律则是将景物与历史相结合，边叙边议，诗旨明快，毫无讽意，反而暗含着对当时王朝的歌颂。如此立意在怀古诗中极少见，显示了诗人独特的历史视角及历史观。作者在诗中并不是纯发议论，而是携情思以行，尤以思致取胜，这又显示出对西昆体言志写意一面的发展。 胡宿的咏史怀古七律也较有特色，怀古诗有《湘夫人祠》、《过李白坟》、《函谷关》等，咏史诗有《淮南王》、《长卿》、《旧将》、《飞将》、《公子》等。从咏史诗题可明显看出胡宿对西昆体的继承与模仿。其《长卿》诗以凝练的笔墨概括了司马相如的一生，特别是颈联“已托焦桐传密意，更因残札寄遗忠”，不仅对仗极其工整，而且写尽了司马相如人物之风流、文采之出众。尾联以问句回收全诗，显示出作者对大赋讽喻笔法的怀疑。胡宿本人工于四六骈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二言：“当时文格未变，尚沿四六骈偶之习，而宿于是体尤工。所为朝廷大制作，典重赡丽，追踪六朝。”[2](P1310)胡宿对司马相如大赋讽喻功能的怀疑，正反映了诗文革新前夕，后昆体诗人自己对典赡偶丽之作的否定，也由此预示了诗风由昆体之偶丽向平淡转变的迹象。 王珪的怀古七律，在风格上类似晚唐许浑的怀古七律，以感慨抒情为主，算是后昆体诗人中此类题材比较突出的。其《三乡怀古》、《游赏新亭》、《登海州楼》等皆由眼前景物引发出悠悠怀古之情，意境苍凉凄迷，以抒发悲慨之感为主，与其代表诗风“至宝丹体”七律判若两人之作。但毕竟受时代影响，他的怀古之作中也有以议论为主的作品，如《登悬瓠城感吴季子》，此诗一句一事，议论纵横，丝毫不讲含蓄，是典型的宋型诗风。 宋祁、宋庠等亦有怀古七律，但不仅数量少，质量亦平平，未能代表其创作水平。由此看出，在西昆体七律中成就最高的历史题材，在后昆体诗人这里并未受到青睐。除地域与环境因素外，当与后昆体诗人的心态有关。论历史与文学素养，后昆体诗人并不输于西昆体诗人，而七律咏史怀古成就不高，应有其政治因素。《西昆酬唱集》问世仅一年左右，就遭朝廷禁毁，应与其咏史诗所含的对朝廷的讽刺意有关。后昆体七律在此题材上采取了有意规避的安全措施。 后昆体诗人对爱情七律创作也较少。夏竦在这一题材上的创作比较突出，如《仙姬怨》、《宫词》等从女子角度立意的诗作；宋庠有一首《无题》诗。这些诗细腻工整，但较昆体《无题》类诗作，显得秀媚明快。夏竦《宫词》的尾联“夜来梦上檀香阁，犹映珠帘避贵妃”，有一种小心翼翼、唯恐罹祸的心理，颇类昆体同类诗作词旨幽微的感觉。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上曾云：“夏英公竦每作诗，举笔无虚致。”[3](P3)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二言其“平生好为诗，皆有所属”[4](P20)。朝政的复杂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诗人是否将为政的感慨寄托于此也未可知。李商隐自创《无题》诗以来，是否有寄托，就是诗坛一直争论的话题，西昆体与后昆体七律的此类作品，也面临同样的争议，此处暂且不论。只以此题材来看，后昆体七律的大量缩减，一方面与爱情题材向词转移有关，另一方面当与咏史诗一样，有其政治因素。这种词旨幽微的诗作，自后昆体之后，在北宋七律中较少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应与诗词分野的诗学观有关。北宋词作及词论的发展，逐渐达到偏离诗学而独立的地步，晏殊词中用了不少其七律原句，诗词尚未有明显界限，但在宋祁、欧阳修等人的创作中，我们已可明显看出“诗庄词媚”的诗学观已渐成共识。 咏物七律是后昆体诗人创作成就较高、模仿西昆体七律最成功的一种题材。二宋的《落花》诗，是此中典范，托物寓意，深婉含蓄，继承了李商隐及前期昆体诗人重寄托的表现手法，而摒弃了前期昆体咏物七律中堆垛典故、词繁意浅的特征。余靖的咏物七律《落花》、《和钱学士见谢新栽竹》、《和胡学士馆中庭树》、《回雁》等在选词用语的精挑细选、风格的典丽精工及审美情调的细腻幽婉方面最类西昆体。文彦博咏物诗《幽兰》、《桃花》、《柳絮》、《重阳前五日探菊》等亦此种风味。胡宿的咏物之作在后昆体诗人中，数量最多，特征也最明显，在选词设色、组织用典方面几乎完全采用昆体手法，如《嘲蝶》、《雪》、《残花》、《橘》、《太湖石》、《竹》、《咏鹤》、《千叶瑞荷花》等诗，皆华丽工巧、属对亲切、音韵谐婉，大多借用相关典故细致地摹写物象。与李商隐咏物诗相比，缺少比兴寄托及一唱三叹的韵味，而与西昆体诸公的《梨》、《泪》等诗相比，却略显疏朗。何焯曾评其《雪》诗，认为“亦昆体，但较之唐人不无粗直耳”[5](P436)，“不无粗直”正是其泥于典故及物象而缺少唐诗神韵之处。《落叶》在摹写物态的同时，抽绎出“万物归根”之理，这就将传统咏物诗的托物言志引向借物说理，渐开北宋咏物七律的理趣之门。这与晚唐咏物诗的“比物讽刺”显然不同。[6]虽然这种倾向在其咏物七律中尚不明显，但毕竟已渐露端倪，昭示了咏物七律由唐诗的抒情言志向宋诗的体物说理演变的发展方向。 从以上可见，在西昆体七律中备受青睐的三大题材，后昆体诗人做了不同程度的扬弃，咏史、爱情七律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咏物七律颇有佳作。西昆体遭禁的主要原因应是咏史及无题诗中隐含的讽刺之意，后昆体对这两类题材进行了有意的规避，这一微妙的心态变化直接反映到他们对前辈题材的取舍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