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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祯名字及生年考辨——从其传世最晚墨迹论起(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晋阳学刊》(太原)2014年 孙小力 参加讨论

    二、杨铁崖常用名是“维祯”
    《致松月轩主者手札》,是目前能够考定的尚存于世的杨维祯墨迹中撰书最晚的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明初杨维祯的身体状况、心态思想、同道交游等等,意义重大;对于一些细微却又不容忽视的现象,例如本文主旨之一的铁崖晚年署名的考证,也具有参考价值。笔者之所以强调此帖乃今日可见铁崖存世墨迹中撰书最晚的作品,是因为原先希望对于此帖的考察,可以有助于铁崖改定名的论定。但是令人困惑的是,此封书信居然出现了两个有差异的版本。
    铁崖晚年书信,有时命友生抄录,是为了呈送不同的对象,因此会产生不同版本。而按照常理推断,一封接收对象单一的普通私人信札,作者不应该抄写两遍。换言之,徐邦达所见《兵火帖》,和谢稚柳收藏的《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其中或许有仿冒之作。当然,即便是仿冒,只要忠实于原作,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了解某些真相,它们仍然有助于我们对于相关线索的梳理。问题在于,上述两个版本的差异,尤其表现在署名方面:《兵火帖》作“杨□祯”,《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却作“杨桢”,这使得我们对于杨铁崖最后的自我定名的考察,再一次陷入无法确定的迷茫。
    杨维祯之“祯”字,《明史·文苑传》写作“桢”,后世沿用较多。笔者在撰写《杨维祯年谱》时,注意到铁崖手书姓名常写作“杨维祯”,且其姓名章亦作“杨维祯”,故认定其姓名当作“杨维祯”。然而因为杨维祯诗文集版本众多,传世墨迹也有数十件,其中写作“维桢”的不乏一二。因此直至今日,“杨维祯”之姓名仍然未能给予规定统一。影响较大的如《全元文》、《全元诗》,以及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第46卷,就都写作“杨维桢”;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则著录为“杨维祯”。至于各种文史资料、工具书、各级图书馆的书籍卡片有关铁崖姓名的著录,则更不统一:或写作“杨维祯,祯一作桢”;或者相反,谓“杨维桢,桢一作祯”。令人感觉最为纠结的是王冬梅主编的《历代名家书法经典·杨维桢》:此书封面标题为“杨维桢”,右侧截取铁崖手书“扬维祯”作为装饰,扉页标题却又改作“杨维祯”[4]。铁崖姓名如此混乱地标署,对于今人的学习和研究,显然是不利的。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混乱情况呢?
    如果追溯混乱的源头,毫无疑问,“罪魁祸首”应该就是杨维祯本人。前人对此状况早就有所觉察,清光緒十四年(1888)六月,张之洞在为铁崖墨迹《赠装潢萧生显序》所撰题跋中曾说:“署名作‘维桢’,印文作‘祯’,余所见铁崖他卷亦同。今史传作‘桢’,集本作‘祯’,书印自为参差,当再考之。”(见北京瀚海公司2010年6月拍卖藏品图像。)
    其实,即使是在“集本”、“书迹”之中,杨维祯的署名也并不一致,“自为参差”的现象广泛存在。在张之洞之后,有心“再考”的学者已有不少,但是至今未有一致认可的定论。因为铁崖署名“乱象丛生”,难以梳理。因为不仅是其手书和印章不一致,即使是杨维祯同一年书写的诗文,署名也常常并不相同。也就是说,乱象早在杨维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那么,假若后人只是简单强调“眼见为实”,仅仅根据自己并不完备的亲眼所见为铁崖“确定”姓名,忽而“杨维祯”,忽而“杨维桢”;忽而“杨桢”,忽而“杨祯”,甚至“扬维祯”……必然造成混乱,尽管它们可能都是杨铁崖曾经真实签署过的姓名。
    如今消除混乱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从杨维祯经常使用的几个姓名之中,采纳一个能够被广泛认可的作为标准姓名,其余则作为别名对待。
    今人要为前人“确定”姓名,最为理想的考证,自然应该首先确定其本名,然后探究改名的原因、时间、过程和结果,最后采用其改定名作为“标准姓名”,其余则著录为曾用名或别名。但是,铁崖为何如此多变地书写自己的姓名?未见杨维祯本人有过说明。其本名究竟是“维祯”还是“维桢”?其改定名又是什么?后人有过种种考察和推论,都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足以令人信服。
    坚持认为铁崖本名是“维桢”的,主要理由有三:一是铁崖同胞同族兄弟的名字,除了表示排行的“维”字,末字多以“木”为偏旁;二是认为“维桢”出自《诗经·大雅·文王》“维周之桢”首尾二字之綴连,其父以此表示希望儿子成为栋梁之才[5];三是认为古人名与字通常都有联系,而名“维桢”与字“廉夫”,比较吻合[6]。
    上述论证或猜测貌似有理,其实经不起认真推敲。首先,杨维祯同一辈分的同宗兄弟,其名不用“木”偏旁字的,不在少数,例如铁崖堂兄、书画家杨维翰。即使是铁崖同胞兄弟4人之中:长兄维植,仲兄维鲁,小弟维柢。二哥之名,已不采用以“木”为部首的字,铁崖排行第三,在仲兄维鲁之后,名字不以“木”为偏旁,不是没有可能。更何况小弟维柢之“柢”,也有写作“祗”的。(按:杨维祯诗文中提及兄弟姓名,仅见于其《先考山阴公实录》。此文今存两个版本,《铁崖文集》本作“柢”,《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本作“祗”。)其次,《诗经》中固然有“维周之桢”,但同时也有“维周之祯”(《周颂·维清》)。说“维桢”是《诗经》“维周之桢”首尾二字之綴连,纯属妄测。我们无从证明铁崖兄弟的取名,都与《诗经》等经典有关。最后,所谓字“廉夫”与名“维桢”比较吻合,此说固然不错,但是“维祯”与“廉夫”之间,同样存在着密切联系。理由非常简单,字与名之间,应该具有某种联系,此为古人常识。而这种联系可以是十分多样的,“贞”既可以是“祯”字的表音构件,也可以视为表意成分而引申出相关的字号,诸如此类的例子我们可以列出许多。假若铁崖后来改名不能与原字吻合,必然连同原字“廉夫”一并更改。不能想象,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会长期使用一个与其新字缺乏关联的原名(或者是与原字缺乏关联的新名),并且频频书写于各类文章信札。因此,从所谓的“维桢”“维祯”与“廉夫”吻合与否来推究其本名,都只能是后人一厢情愿的揣测,不能当真。
    事实上,联系铁崖出生时呈现的所谓吉兆,取名“维祯”,可能更加符合其父母当时的心愿。铁崖出生之前,其母曾有神异之梦。宋濂撰《铁崖墓志》曰:“当县君有妊,梦月中金钱堕怀,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顶曰:‘梦之祥徵,其应于尔乎!’”又,《霏雪录》卷上:“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尝梦神人授金钱一枚,吞之,遂娠先生。”这些传说应该是其父母后来对他寄予厚望并引为骄傲的谈资,而“祯”字恰恰含有吉祥之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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