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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王诗中的“胡马”，还是李诗中的“匈奴”，都借指当时唐所面临的最大边患吐蕃。诗人却偏爱使用历史名词，除了艺术手法上的考虑，更包含着一种深沉而悲怆的历史追怀与反思。从“秦家”“汉家”到“去年”“今年”，这些表示朝代与时间的词语序列暗喻历史与现实的相似，是对边患绵延久远难以消弭的焦虑与愤懑。一句“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文化对立情绪，当站在汉民族立场上的诗人们带着这样的情绪创作诗歌，就很难掩饰金刚怒目之气。“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之所以会如此誓言战胜“楼兰”之敌，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决绝，是因为这其中不仅有新仇，也有旧恨。李白《关山月》中说：“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将汉高祖遭遇匈奴的白登之围，与如今吐蕃(胡)对于青海的觊觎对举，正是将现实的吐蕃之患纳入到汉民族抵御外敌的全部历史中来观照。 当然，盛唐诗人之所以为唐蕃战事鼓呼，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愿意投笔从戎、献身边塞，除了自觉的责任担当，也有谋求个人功名的考虑。玄宗一朝唐蕃之间的攻守进退十分激烈，从唐方来讲，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激情，积聚人才投入边事，需要适当给予那些有功之人以褒奖、提拔。开元十六年七月，唐玄宗下制征讨吐蕃，其中就列举了对将士的封赏标准，特别是“不限白身官资，一例酬赏”的承诺，尤具诱惑力(19)，意味着只要立有战功，则无论此前是何出身、背景，立致王侯将不再遥不可期。而河西小吏牛仙客的升迁之途又无疑是玄宗没有食言的最有力证明(20)。在这种选人用人导向下，人们愿意将从军边塞作为个人升迁的一条捷径，并为之付出哪怕是冒险的努力。在这样躁动的时代背景下，文士们的激情澎湃可想而知。姑举数诗为例： 吾观非常者，碌碌在目前。君负鸿鹄志，蹉跎书剑年。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余亦赴京国，何当献凯还。 ——孟浩然《送陈七从军》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 ——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一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怅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犹思阳谷去，莫厌陇山高。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料君终自致，勋业在临洮。 ——高适《送蹇秀才赴临洮》 四诗均为送人赴边之作，可见在当时，立功边塞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人生选择。李白诗云：“安西幕府多才雄”(《送程刘二侍御兼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盛唐文人对于边塞的向往，简直可以用趋之若鹜来形容。刘长卿笔下的于群，经史满腹，但在内地却遭遇着“蹭蹬空数年，裴回冀微禄”的失意窘境，为了迅速改变现状，于群选择了到边塞去博取机会：“西戎今未弭，胡骑屯山谷。坐恃龙豹韬，全轻蜂虿毒。拂衣从此去，拥传一何速。元帅许提携，他人伫瞻瞩。”(《赠别于群投笔赴安西》)将西戎未弥的边防形势作为自己获致提携，受人羡慕的重要契机。杜甫在《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中说高适离开内地，赴边幕任职是“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的明智之举，与高适“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作》)的夫子自道完全一致。这样的心理背景，自然会导致他们的边塞诗创作豪情难抑，而其流弊，则是内敛不足、理智不够。 现实的困扰、历史的积怨与个体功名的诱惑，正是三者的联合作用，使得盛唐西北边塞诗中的杀伐之气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怎么评价这种杀伐之气?过去的研究要么全盘否定，要么不加分析地统统认可，其实这都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不能把边塞诗人与高层政治人物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等量齐观。因为高层政治人物由于处在制定政策的关键位置，对于问题的考量要更显周详、长远。譬如从开元后期开始，围绕着如何应对吐蕃，在朝廷内部，就有以张九龄、王忠嗣为代表的持重派和以唐玄宗、李林甫、杨国忠、高仙芝、李宓等为代表的冒险派的分野，双方的争论异常激烈，特别是天宝七载的石堡城战役，招致持重派的严厉批评。然而在社会上，不少人认为此役一雪前耻，刘长卿的《平蕃曲》、高适的《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乃至于杜甫的《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等诗歌，都为战役的主将哥舒翰唱赞歌。我们可以批评诗人们缺乏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但是应当承认这些诗歌的出现，折射出一种并不小众的社会心理。其次，诗人们鼓吹战争，但其最初动机仍是希望和平重现。见惯了杀伐征战的盛唐诗人们，没有哪一位是真正狂热的战争主义者，在他们眼中，唐王朝所进行的民族战争，无论具体某役属于被动防御或主动进攻，广义上讲，都是被强加的，即李白所谓：“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实际上盛唐边塞诗对于和平的呼吁是一以贯之的，常建云：“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塞下曲》其一)；李白云：“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塞上曲》)，即便是那些为饱受争议的战争如石堡城之役唱赞歌的诗章，也指出战争有可能一劳永逸地解除边患，刘长卿云：“陇头那用闭，万里不防胡”(《平蕃曲三首》其二)；高适云：“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词三首》其三)盛唐诗人们从未否认战争本身的残酷，他们认为，只有让和平回归，战争才算实现真正的目标。 应当承认，盛唐诗人对于边疆战争的认识确有肤浅庸俗值得商榷的一面，但是任何人都是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来观察分析问题的，不能苛求古人超越时代。而且我们还需注意，盛唐诗人对于以唐蕃战争为代表的边疆民族战争的认识并非众口一词，更非一成不变。不同诗人基于自己的阅历经验，即便对同一场战争，评价也往往大相径庭。随着战争的迁延日久，诗人们对于战争的是非得失，更存在认识上的逐渐深入。从起初一味赞扬战争，再到徘徊于期待战争胜利与怜悯生灵涂炭的纠结，最终发展到指斥战争的罪恶，刘湾的《云南曲》、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兵车行》都是揭露穷兵黩武战争的力作。而更重要的，盛唐边塞诗中对边疆民族战争的描写，特别是渗透其中的坚强刚毅、充满血性的民族精神品格，以及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耀眼的人道主义光辉，不仅为广大汉民族士人群体所持续发扬光大，也逐渐为中华大家庭中的其他兄弟民族成员所认同。时过境迁，当兄弟民族经由碰撞走向更高层次上的融合之后，盛唐边塞诗中所熔铸的、具有高度共通性的伟大民族精神，便成为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应对各种外部风险与挑战，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的共同精神支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