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玄宗统治的最初十年,由于突厥这一宿敌仍然存在,并且无论是与受其驱使的东北奚与契丹等族,还是与吐蕃及西域诸族,都有可能形成联合而犯的态势。唐玄宗即位之后,首先仍将注意力集中于突厥,数次组织北伐,终于在开元四年(716)斩杀突厥默啜,根除了这一为害唐北疆安全数十年之久的大患,其后的毗伽可汗时期,虽然局势仍出现过几次反复,但总体上来看,突厥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开元十三年玄宗封禅之后,和平友好状态下的绢马贸易开始逐渐占据唐与突厥关系的主流,刻于开元二十年而至今仍矗立在蒙古草原的《阙特勤碑》就是其体现②。这种关系直至后来突厥在大漠南北的势力范围渐为回纥所代替后,仍在维持并发扬光大。这说明在玄宗朝四十三年的边疆问题中,突厥因素的存在,充其量只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吐蕃与唐的交恶,则经历了一个逐步加剧的过程。开元初年吐蕃对唐多次表现出的无礼、悖慢与狡诈,固然令玄宗不快③,而且此后双方也的确“连兵十余年”,致使“甘、凉、河、鄯,不胜其弊”(张说语),但总的来看,吐蕃的进犯,破坏尚小,唐对吐蕃的策略仍是恩威并用,立足于和。 从开元十五年起,彻底铲除吐蕃之患的意念终于占据唐玄宗思想的主导地位,唐对吐蕃开始形成了举国征讨的体制。先是开元十五年在王君奂于青海大胜吐蕃之后,玄宗没有采纳张说“听其(按,指吐蕃)款服,以纾边人”的建议,反而大赏王氏,并批准其“深入讨之”的请求,史载“上由是益事边功”④。这种君主意志的巨大转变必然在根本上左右此后唐蕃关系的基本走向。继而开元二十八年金城公主病逝,唐玄宗断然拒绝吐蕃再次和亲之请,这意味着延续近百年的唐蕃舅甥关系,此时已不能再成为影响唐策略制定无法罔顾的约束性因素。最后,天宝元年(742),玄宗大幅度调整边防部署,将大批军队压至唐蕃边境,河西、陇右、剑南三节度的兵力合计十七万九千人,若再加上互为犄角的安西、北庭、朔方三节度,则总兵力达二十八万八千人,占当时镇兵总数的近60%⑤,为唐全面反攻吐蕃作了军事上的重要准备。至此,唐蕃矛盾终于上升为最首要民族矛盾,直至安史之乱爆发。 唐蕃矛盾激化的三十年里,众多唐朝诗人都曾亲临西北边疆前线或亲历有关唐蕃战事,王维、高适、岑参都曾于开元或天宝年间进入河陇前线,三人绝大多数边塞诗所依之背景为唐蕃战事可无疑议。杜甫的《兵车行》《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寄高三十五书记》等诗,仅从诗题或诗文中的相关描写就可判断是围绕天宝末年唐与吐蕃在河陇所发生的战事而展开的,其《前出塞九首》,纵然更显超脱,所依托的也是唐蕃矛盾下的时代社会心理背景。王之涣(688—742)虽然年辈稍长,但依据薛用弱《集异记》中“旗亭画壁”的故事,他与高适、王昌龄等人交善,《凉州词二首》显系针对吐蕃而作。至于其他表面上没有明确指示对象的边塞诗作,则只需考察作者登上诗坛的时间上限,即可明了其本事。如前所述,唐蕃矛盾彻底激化始于开元十五年,而盛唐主要边塞诗人中,储光羲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王昌龄开元十五年登进士第,常建开元十五年登进士第,陶翰开元十八年登进士第,李颀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李白开元十三年方才扁舟出峡⑥,此后又经历了一段酒隐安陆的岁月,因此其诗歌创作真正的丰收期应迟至开元中期以后,此外,像刘长卿、颜真卿、杜等有过西北边塞诗创作的盛唐诗人,基本上也都于开元中后期登第入仕,也进入诗坛。当时,突厥已经退出地区角逐的舞台,回纥、南诏等后起民族尚未形成足够声势。唐的主要边患就是吐蕃,诗人的边塞诗创作自然不会偏离这一社会热点。 盛唐西北边塞诗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很多作品,从表面来看,与吐蕃并无直接的关系,如岑参从军西域时的诗歌创作中所提及的轮台、热海等地名,均与吐蕃本土相距甚远,叶河蕃王、播仙等民族显然也与吐蕃非出一源。如此看来,则岑参的西域诗,并无多少涉及唐蕃矛盾的内容。然而如果我们深究唐与吐蕃的关系史,就会发现,唐蕃相争,其范围并不局限于河陇剑南等唐朝内部州县,原由唐安西、北庭两都护府所经营的羁縻府州,也是双方争夺的重要对象。为了控制西域部族,吐蕃采取了包括和亲在内的各种办法,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载云: 及至龙年(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庚辰,公元740年) 夏,赞普牙帐驻于册不那之昂木林。嫁王姐墀玛类与小勃律王为妻。⑦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七月”条对此事亦有追述: 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前后节度使讨之,皆不能克。⑧ 不仅可以印证藏文文献,而且还表明吐蕃对西域控制之深。天宝中期以后,随着对唐河陇边境进攻的受挫,吐蕃更将其相当注意力转移至西域,支持受其控制的西域诸族反抗唐的统治,迫使唐派重兵至此镇抚以稳定西域局势。因此,玄宗朝唐在西域展开的各种军事行动,背后或多或少都缘于吐蕃在发挥影响。离开吐蕃这一关键因素,来谈当时的西域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下所产生的岑参边塞诗,无疑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