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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塞诗看待民族战争态度的历史分析 讨论盛唐边塞诗，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话题，就是如何评价其对边疆民族战争的态度。20世纪以来，学界对此已经做了较多研究，但由于缺少足够的唐蕃关系视野，不仅误读了某些边塞诗，甚至在对唐代边塞诗的整体认识上，也会有失片面(15)。不少问题仍需排比相关材料，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加以科学分析。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尚不在于给出孰是孰非的论定，而应是为边塞诗中所表现出的立场、观点乃至情绪，寻找出符合逻辑的成因。 盛唐西北边塞诗中，经常表现出对吐蕃等族的敌意，王维说：“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燕支行》)又说：“日没沙漠垂，战胜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从军行》)李白在《出自蓟北门行》中更有对唐军在战争中大获全胜场面的铺陈，诗云： 虏骑横北荒，胡星耀精芒。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兵威冲绝幕，杀气凌穹苍。列卒赤山下，开营紫塞旁。孟冬风沙紧，旌旗飒凋伤。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 那种大获全胜的志得意满，丝毫不加掩饰。连杜甫在《前出塞九首》其八中，也正面刻画了“虏其名王归，系颈赴辕门”的军事胜利，它们背后都包含着一种敌视心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心理的存在呢? 舅甥关系的确立，曾经让唐方对唐蕃友好寄予厚望。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不仅昌言命女和蕃，是基于使“边土宁晏，兵役休息”的重要政治考量(16)，而且亲至始平相送，并令从臣赋诗饯别。从保留下来的诗作中可见，时人也多对和亲的效用期许很高(17)。但是玄宗即位后吐蕃的所作所为显然背离了舅甥和协的初衷。开元前期，吐蕃几乎年年进兵唐河陇、剑南地区，与此同时，还挑唆西域、云南地区的少数部族伺机而动。这在当时，的确让整个唐王朝，从君主到平民，均不胜其扰(18)。特别是为了应对吐蕃，唐王朝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承受巨大负担。前线将士的拼杀、后方州县的凋敝、边地边民的惨遭劫掠杀戮……这一切都为密切关注边防的诗人们所忧思。他们显然对于吐蕃的背信弃义、咄咄逼人产生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又必然会表现为边塞诗中的负面情绪。 边塞诗中的负面情绪，还需要从更久远的历史时空寻找渊源。在中华大家庭的形成进程中，各兄弟民族间的碰撞融合，经常需要通过杀伐征战来实现，而生活在黄河流域，具有很高社会财富与文明水平的汉民族，则每每处于风暴中心。秦汉以来，边疆民族的进犯，确给内地带来灾难。如今，当吐蕃这样新的强邻再度寇扰，汉民族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与民族自尊心很容易重新被激起，李白说：“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古风·胡关》)，用十分宏阔的笔触描写了千年来外族入侵的危害；王维的《燕支行》开篇就说“汉家天将才且雄”，以汉喻唐，自有深意；高适《登百丈峰二首》先后列举汉朝霍去病征讨匈奴未竟全功与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寇乱中原等事，都说明在广大汉族士人心目中，并未忘记民族恩怨纠葛的历史。现实中的劲敌与历史上的宿怨相交织，形成了盛唐诗人难解的心结。王昌龄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李白的《战城南》：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