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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体生态协力与散文文体自觉 1920年代，胡适在谈论刊物与时代的关系时曾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53)胡适是从社会运动和思想史的角度，给出这三个刊物并加以评价的。《时务报》之于变法维新，《新民丛报》之于启蒙新民，《新青年》之于现代思想文化的全面开创，确实具有“创造时代”的价值。这里，我们对三个刊物的历史意义不作全面的评价，而只从文学的角度，从媒体与散文现代性生成的关联，呈现《新青年》等五四时期媒体的历史性作为。 从文学演进的历史看，周作人认为甲午后的文学“真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54)而“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在周作人看来，是因为“只欠东风”。“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都已渐渐输入得很多，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的提出来了。”(55)周作人所说不无道理，但并不完整、到位。事实上，晚清之际“西风”吹得不可谓不劲，但这时还只是一个输入期，并不为社会普遍自觉接受并为主体内化。差不多就在《新民丛报》终刊之时，鲁迅写作了《文化偏至论》等文章，汲取西学中人学思想的要义，提出了“立人”的时代命题。现代文学是“人的文学”，“立人”立定现代文学的根基和精神。但其时鲁迅的这一思想未获更多的响应，晚清的社会存在没有给“立人”的实现提供相应的条件，只有到了《新青年》时代，全面而深刻的新文化运动，在荡涤封建文化中，建构全新的现代文化精神，这为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了种种现实的可能。 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与时代的社会生态相关。晚清不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期，因政治变法、新民启蒙而作的文学，显示出对宣传价值取向的追寻；虽然五四新文学也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但更重视文学本身，并且开始走向文学现代化的自觉。正如蔡元培所比较的：“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取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56)《新青年》是新文化的大本营，但讨论文学成为其优先考虑的议题。第二卷第五期胡适《改良文学刍议》、第六期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第三卷第三期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第四卷第一期傅斯年《文学革新申议》、第四期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五卷第六期周作人《人的文学》，第六卷第四期朱希祖《白话文学的价值》等，从不同方面对新文学进行设计和阐释。另外，《新青年》第三卷第一期开设“通信”栏目，发表了钱玄同和陈独秀关于“新文学”、常乃德和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通信。此后这一栏目成为基本栏目，发表了大量讨论文学的文字。发表于1918年12月15目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新文学最重要的文论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呼应十年前鲁迅《文化偏至论》中的“立人”说，明确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57)在他看来，“人的文学”应当表现“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表现真实的人性，“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而“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58)这篇文章表现出了新文学已经具有相当的理论自觉。与理论的自觉相应，其时许多刊物倡导对于人性人生的反映，对于个性和自由的尊重，显示着对于主体精神与价值的自觉追寻。《新潮》是北京大学学生主办的刊物，办刊人“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志，尽不必一致”，“既已批评为精神，自不免有时与人立异”。(59)其个性精神、批评精神与《新青年》是一致的，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对新文化、新文学发展的贡献是显见的。《语丝》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站点，周作人他们“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60)所举旗帜上鲜明地写着“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61)差不多同时创刊，立场有异于《语丝》的《现代评论》也宣言“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62)可见，虽然这些刊物主事者的志趣不一，刊物的面目也有所不同，但刊物宗旨在“个性”、“独立”和“自由”等方面多有一致与近似。而这些正是散文现代性生成所必需的基本品格。 有论者认为：“如果说诗歌是一时代情感水平的标志，那么，散文则是一时代智慧水平(洞见、机智、幽默、情趣)的标志。散文的发展显示出一时代个性的发展程度和文化素养程度。”(63)纵观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推论是成立的。先秦时期，是一个主体的思想个性充分发育的时代，也是一个散文的时代。诸子百家的著述，融通文史哲、博大精深、奇异瑰丽，建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神宇宙，其中庄子、老子和孔子等的言说，不仅成为开启国人智慧的元典，同时也作为标刻中国散文高程的基本存在，显性地进入文学史的叙事。“五四”也是一个思想的时代，一个散文的时代。五四知识分子远承历史千古的回响，在西学东渐中，张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唤醒沉眠的个体生命意识，演绎异彩纷呈的个性。这是一个散文家灿若星辰的时代。鲁迅、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林语堂、冰心、朱自清、俞平伯、许地山、郁达夫、徐志摩等作家的创作，为现代散文开创了精彩的新局面。不同于先秦的是，“五四”更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一个散文文体走向自觉的时代。 在一个散文文体自觉的时代，媒体普遍重视现代散文文体建设的研究，出现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散文研究热。这种研究热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到散文创作繁盛的激发，另一方面与新文学家对于现代散文文体探索的热情直接相关。重要的研究文章有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周作人《美文》、王统照《纯散文》和《散文的分类》、胡梦华《絮语散文》等。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虽不是散文专论，但这篇文章最具价值的是其中第三部分“散文之当改良者三”。作者提出，“文学的散文”第一要“破除迷信”，第二“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等的地位”，第三“不用不通之文字”。(64)在新文学诸多论说中，刘半农较早注意到了作为文学大类的散文的改良，并以此细化了文学改良的具体设计，所说“破除迷信”是散文现代转型的关键，具有文体创新的意义。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是中国文学史第一篇关于白话散文的专论，文章从语言生成的角度，具体研究白话散文写作的语言问题。作者以为“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而“白话散文的凭藉——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留心说话”，意谓散文语言应该言与文一致，取“说话”的自然平易生动，这样可使“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直用西洋词法”，则承接梁启超“新文体”的“外国语法”，在这里傅斯年明确为“国语欧化”。这既可使口语书面化、雅化，更促成表达“精密的思想”。(65)周作人的《美文》、王统照的《纯散文》和胡梦华的《絮语散文》等篇言说的意域近似相关。“美文”的命名可以看出论者的意向，“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纯散文”相对的是“杂感文”，所谓“纯散文”读者“阅之自生美感”。“艺术性”和“美感”是周作人和王统照对散文发展的一种期待，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对杂感文一帜独树的反拨。理想的散文格局，在他们看来应是美文和杂文的并联共荣。这种意想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因而所论的价值就更为重要。“絮语散文”是对“美文”、“纯散文”的细化，从题材上，这类散文“至于它的内容虽不限于个人经历、情感、家常掌故、社会琐事，然而这种经历、情感、掌故、琐事确是它最得意的题材”；(66)在叙说姿态上，“它乃如家人絮语，和颜悦色地唠唠叨叨地说着”。(67)这样就从杂感散文的政治化、严正性向小品散文的生活化、闲话风偏移，使散文实现其多种功能，呈现多样的风致。上述这些散文论说，涉及散文现代性建构相关的思维品格、题材内容、书写类型、语言生成等多个方面，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新文学作家对现代散文的整体设计，体现出他们对于现代散文文体理论的某种自觉。 自觉是一种内化。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家，如周作人、鲁迅、刘半农、林语堂、俞平伯等，体现了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相统一、融合的自觉，他们既是散文理论自觉的主体，又是散文创作自觉的主体，理论与创作的有机互动，是促成五四时期散文在较短的时段内实现其现代性飞跃的关键因素。周作人从“人的文学”的设计，到“美文”的倡导，从“叛徒”到“隐士”的角色转换，从批评讽喻的杂感到闲适冲淡的小品散文，在多个方面为现代散文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鲁迅基于“立人”的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宏愿，致力于现代杂文的写作，成为这一文体的重要标志性作家。蔡元培以《语丝》为例，说明了周氏兄弟殊异的作为：“(《语丝》)为周树人、作人兄弟等所主编，一方面，小品文以清俊胜；另一方面，讽刺文以犀利胜。”(68)总体上，在散文从晚清至“五四”的转型中，鲁迅和周作人开拓了现代散文的基本格局，立定了现代散文的基本体式。鲁迅虽在《语丝》发表后来结集为《野草》的散文诗，在《莽原》推出“旧事重提”的“忆语”叙事散文，但他于现代杂文的建设更具价值。作为杂文家，鲁迅等人以《新青年》、《语丝》等为写作基地，变晚清“政治”的“清议”为“文艺”的“随感”，建立了现代杂文“杂”成一体的逻辑。这一逻辑正如俞平伯所描述的：“驳而不纯正是‘杂’字的确诂。叙事之与议论，描写之与解释，诗的风与文的风……在无论哪一种单型的文体中都以兼收并蓄为病的，而在此独例外。”(69)在思维上，兼具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在表达上，巧于结构，精于形象设计，语言滋味丰富而作品思想深刻犀利。与鲁迅相反，周作人虽写有大量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感，但具有散文史意义的是他的“美文”。周作人不仅提出了“美文”“记述的，是艺术性的”的审美定性，而且以《乌篷船》、《初恋》、《喝茶》、《故乡的野菜》等作品，给出了“美文”注重个人经验表达、个体生命体验和人与自然对话等书写形态，与新文学作家一起建构了现代散文“美”的范式。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中，有赖于主体对于文学现代性和散文现代性的自觉追寻，现代散文作家以卓有实绩的创造，完成了从晚清开始启动的散文的现代转型。在这重大的历史演进中，媒体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从外在的表达工具看，《新青年》作者从自己做起以白话写作。钱玄同致信陈独秀提出：“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70)1918年第4期的《新青年》，就全部采用了白话写作，这对其他报刊散文的白话化是一种切实的示范。更重要的是五四时期的主流报刊，形成一种宜于散文现代转型的良好生态。这时的媒体关系人，集多种身份于一身，既是报刊的主编、编辑，办刊的参与者，又是主要撰稿者；报刊既有某种同人刊物的形式，而又不是纯为“同人之论坛”，而是“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71)这样就使现代散文的创作形成一种具有活力的“协力”，而正是这种协力推动了现代散文的茁壮成长。《新青年》、《语丝》之外，《晨报副刊》是一方散文沃土，周作人开设过“雨天的书”专栏，冰心“寄小读者”系列和瞿秋白“旅俄游记”等，也刊发在这里。《小说月报》虽以“小说”为名，但并不排拒散文，它所刊载的小品散文中“颇有一二清新之作，将来于此栏中当有出色的文字也”。(72)其实早在浦江清作此评说之前，《小说月报》就发表了冰心的《笑》、许地山的《空山灵雨》等“出色”的散文。凡此种种，现代散文的生长空间广阔而多姿，散文作家星光璀璨。见证这一场景的胡适，就认定“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73)胡适在作出这一判断前，还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74)其实，不仅是长篇议论文，更主要的应是杂文的蔚然可观。五四时期美文、杂文的成功，标志了中国散文现代转型的达成。 综上所述，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媒体生态对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至少有三重意义：一是在工具层面上，媒体为散文的写作与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为满足传播的需要，媒体散文的语言更多地趋向平易通俗，散文的形式更加随意自由。二是在价值层面上，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媒体价值设置影响着散文的价值取向，主流媒体倡导的“新民”、“立人”等新思维，成为媒体散文表达的基本主题，为散文开新立异提供现代性要素。三是在话语空间层面上，媒体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同时开创了散文开放的话语空间，散文的话题、体式、作者个人风格等的多样性由此成为可能。 注释： ①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67页。 ②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期。 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期。 ④黄子平等：《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⑤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7页。 ⑥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⑦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6页。 ⑧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⑨⑩《论本馆作报本意》，《申报》1875年10月11日。 (11)《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 (12)梁启超：《〈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13)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14)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15)(16)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1号。 (17)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1930年第1卷第2期。 (18)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19)孙家鼐：《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摺》，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4页。 (2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13页。 (2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10页。 (22)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2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69页。 (24)(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43页。 (2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2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8日。 (2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0页。 (29)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30)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页。 (31)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1页。 (32)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第17页。 (3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3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03页。 (3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4—375页。 (36)(37)赵秀明、赵张进：《英美散文研究与翻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38)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页。 (39)《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 (40)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 (41)《新民说》，《新民丛报》1902年2月至1906年1月连载。 (42)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苏舆辑：《翼教丛编》，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0年，第255页。 (43)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298页。 (4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45)梁启超：《吾今后之所以报国者》，《大中华》1915年1月20日。 (46)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叙言》，《清议报》第25册，1899年8月26日。 (47)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导言”，第5—6页。 (4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7页。 (49)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 (50)(51)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1902年5月8日。 (52)胡适：《四十自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66—67页。 (53)胡适：《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 (54)(5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56)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蔡元培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7页。 (57)(58)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 (59)《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919年第1卷第1期。 (60)(61)《〈语丝〉发刊词》，《语丝》1924年第1期。 (62)《〈现代评论〉启事》，《现代评论》创刊号，1924年12月13日。 (63)黄子平等：《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64)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期。 (65)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1919年第1卷第2期。 (66)(67)胡梦华：《絮语散文》，《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3号。 (68)高叔平编：《蔡元培美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6页。 (69)俞平伯：《剑鞘序》，《文学周报》1924年12月15日。 (70)《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34页。 (71)《〈现代评论〉启事》，《现代评论》创刊号，1924年12月13日。 (72)浦江清：《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及评〈小说月报〉第十八卷》，《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73)(7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