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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洁，北京鲁迅博物馆文物保管部 1912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在鲁迅日记中留下了简洁的史实记载。在鲁迅自述创作历程的《呐喊?自序》中，对这些年的追忆只用了寥寥数语：“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①许多年来，鲁迅便寓在S会馆里钞古碑。 在S会馆“钞古碑”这一场景，因为鲁迅的叙述，构成学界对鲁迅绍兴会馆时期(1912年5月——1919年11月)想像的基础②。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③ 钞古碑是一个概要的说法。《鲁迅全集》对钞古碑专门做过一个说明：“钞古碑 作者寓居绍兴会馆时，在教育部任职，常于公余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有《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名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④这个解释简略概括了鲁迅公余钞古碑的活动。鲁迅对于金石学的兴趣，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在绍兴会馆时期，又特别致力于此。有研究者述及鲁迅曾想编纂一部六朝碑拓文字集成，因此编写了《六朝墓名目录》、《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⑤。据现存鲁迅辑录金石目录可知，《六朝墓志目录》是《六朝墓名目录》的前身⑥。此外，鲁迅辑录的金石目录仅现存的就还有《汉画象目录》、《唐造象目录》、《嘉祥杂画象》等，并抄写《百砖考》、《汉石存目》、《四川通志等书金石录摘抄》等⑦。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绍兴会馆时期为鲁迅文学的潜伏、准备、孕育期；鲁迅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精力用于钞古碑、辑校古籍、读佛经，因此这七年被划入“十年沉默期”。鲁迅为何在这段时期致力于钞古碑?目前学界普遍依照周作人的解释，将之视为鲁迅的韬晦策略。鲁迅为什么要钞古碑，收集碑拓画像，真的如他所说是“没有什么意思”吗?周作人专门写有《抄碑的目的》做出解释：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⑧。因此，钞录古碑是“避人注意，叫袁世凯的狗腿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会顾问政治的”⑨。周作人对鲁迅钞碑的目的解释只揭示了鲁迅钞古碑的社会历史背景。 鲁迅钞古碑的动机还有更具体更深层的原因。首先，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一点是，古碑与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直接相关。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职务的首项就是“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又有“五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⑩。博物馆、图书馆在现代中国是新兴事务。“欧美考古学的资料多数归博物馆与公共团体所有。”(11)“博物馆与遗物的保存有密接关系，更兼有研究与教育两种意义。”(12)鲁迅写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中的“播布美术之方”就包括保存碑碣；壁画及造像。因此，鲁迅的钞古碑并没有陷入一个个人爱好的狭小空间，和仅仅是韬晦策略的消极状态。 学界忽视鲁迅钞古碑与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学界长期忽视了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实绩，以及鲁迅与教育部同事的交往。而这些史实在鲁迅日记中有清晰的记载。 征集金石拓片本身即属教育部的工作之一。1916年10月15日，教育部在《晨钟报》上登出启事征集全国金石拓本。 京师图书馆以历代金石拓本流转于民间者实为不尠，若不搜集保藏，势必散失，殊为可惜，昨已呈经教育部咨行各省征集全国金石拓本送交图书馆收存，以免散失而保国粹云。(13) 民国教育部注重西方教育理论、资讯的翻译、介绍，也涉及到西方近代考古学的介绍。1913年，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二册至第四册的“附录”栏里登载了法国考古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主撰图书的目录：《中国北方考古旅行摄影目录译汉》(14)。这本书是1913年1月27日邮寄到教育部的，是由前清驻法使署寄致前清学部，逾岁而始达(15)。据这篇目录的作者猜测是法国极东学会(俗译法国博古学堂)“于光绪末年遣员游历我邦，归有所记。”(16)其目录中包括——第一编 汉刻：河南登封县石阙、四川雅州府石阙、孝堂山石室、武梁祠(含孔子见老子画像)、两汉诸石刻；第二编 景纪五稘至八稘间佛教雕刻：附近大同府之云冈诸石窟、河南府附近龙门窟、河南省鞏县石窟寺、济南府千佛山、佛教碑刻杂集；第三编 唐宋陵墓；第四编 各博物藏品；第五编 石刻文字；第六编 景物(17)。鲁迅在1913年9月11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首次将该月刊寄给绍兴的周作人(18)。在鲁迅同一日的日记中，还有教育部同事赠拓的记载：“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19)胡孟乐赠鲁迅的汉画像拓片是山东武梁祠画像佚存石拓本。《中国北方考古旅行摄影目录译汉》中也有武梁祠画像石，据此可推断鲁迅应该是读过该文。 这是鲁迅日记中最早关于汉画像的记载。这次赠拓被认为是“鲁迅收藏汉画像拓片的开始”。(20)教育部的同事胡孟乐(1879-?)，名豫，浙江绍兴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理化科毕业，与鲁迅同时期留日，后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同事(21)。和许寿裳同日(1912年5月6日)到北京教育部工作，并在同一科任科员，即普通教育司第一科(负责幼儿园及小学教育)(22)。 教育部的刊物登载法国考古学家主撰的考古摄影书的介绍，教育部同事赠拓片，这都并非偶然。当时近代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而中国收藏拓片正是发达时期，教育部的不少同事都关注到此。教育部同僚也时常以金石相互赠送。朱希祖1913年日记记载，在访问钱念劬先生家时，看到钱稻孙“书案上有法国考古家摄影中国唐以前画像数十种，如武梁石刻、云冈佛像等，皆在其列，内有多种不见于中国金石书者。窃谓中国唐以前古画不可得而见矣，赖兹石刻犹可考见源流，而金石学家专讲文字，图画不甚措意，宜著一唐以前画图考，源流派别，分别部居，亦一不朽之作也，不独历廿(笔者注：原文如此)史画之赖以考见已也。”(23)由此可见钱稻孙对石刻的兴趣，钱氏1913年1月28日以石刻贯休作《十六应真象》赠送鲁迅(24)。 由以上材料看来，鲁迅收藏石刻画像，从一开始就有西方考古学的影响。1917年7月，鲁迅从日本丸善书店邮购了美国学者劳弗尔(B.Laufer)的《汉代的中国陶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25)。1917年4月24日，“上午丸善寄来不列颠博物馆所臧《土俗品图录》(26)一册。”(27)鲁迅藏书中有滨田耕作1926年出版的《通论考古学》(28)。鲁迅藏书中还有《汉石存目》、《魏晋存石目》等，鲁迅所藏这两本金石书都是罗振玉校补本(29)。在《汉石存目》中，罗振玉在前贤基础上，增补了流出海外的部分金石目录(30)。曾有研究者指出：上世纪初，学者们开始用近代考古学方法积累汉画像资料，鲁迅成为了当时汉画像拓片收藏者中的佼佼者(31)。拓片在现代中国“非常的发达”，日本考古学家誉之：“对于细阴刻或低浮雕的绘画文字，复制原大的便法，莫过于拓本(rubbing)。”(32)不过他们只把拓本作为摄影的补助，为考古的调查方法之一。 鲁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33)。蔡元培指出，鲁迅对汉碑图案很感兴趣，“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34)在西方近代考古学中，已有“型式学的方法”(typological method)，型式学的研究须注意先观察遗物的形状与装饰的纹样等。纹样的研究有顾达尔(Goodyear)的《莲花纹研究》、牟特氏(Muth)的《中国德国古铜器的动物纹》。(35) “画像造像不仅为美术品，实为重要之史材。”(36)博物馆收藏文物，以供研究，“器物之史材，较文字之史材，尤为重要。晚近欧美学者，研考东亚文明，据器立说，成书多有。”(37)雕刻绘画(包括中国三代以后的古铜器、汉代画像石、六朝石窟寺及佛像)等，都被列入考古学资料范围(38)。在近代考古学家看来，狭义之史学，专使用以文字所记之文献的资料，而考古学则以人类遗留之物质的遗物为其研究之材料(39)。考古学的资料中，遗迹之最普通者为坟墓(40)。 鲁迅钞古碑，也是借助金石研究中国历史。鲁迅对文字记录本就有一种不信任态度，所以他辑校古籍，有时是用文字与金石对校，来修正文字的讹误。因为文字不仅有可能在传播中出现错误，更有可能经由当权者删改，仅凭文字，很难还原真实的历史，也需要借助图像，这是他重视金石的重要原因。鲁迅特别重视对金石真伪的考证。鲁迅在做金石目录时，专门做了《伪刻坿》。并在目录中，根据其他金石书(多根据罗，指罗振玉)指出伪作(41)。鲁迅在整理金石目录时，还不时摘抄前人的论及金石文章，如洪颐煊《平津读碑记》、俞樾《春在堂随笔》、端方《匋斋藏石记》(42)。鲁迅1934年2月11日致姚克信中说：“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无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专门的学者，倘查书，则夏曾佑之《中国古代史》最简明。生活状况，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43)这段话表现出鲁迅对石刻记载的重视。许广平也指出注意于当时风俗“这也就是先生研究汉唐画像的真意。”(44)“还有，我们看书里面的文字，总没有看图来得清楚，从石刻中，可以知道古代的游猎，战斗，刑戮，宴会，甚至神话，变戏法，音乐，车马仪式等，这些都是研究史实的最好材料，平常人大抵不措意的。”(45)许广平也特别重视鲁迅致姚克信中多次提及的“武梁祠画像”、“朱鲔石室画像”，并强调鲁迅所说的“印汉至唐画像，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鲁迅1934年6月9日致台静农信)(46)。在《谈胡须》一文中，鲁迅就凭借汉石刻画像和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来判断中国古代男子的胡须上翘(47)。 注释： ①③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40、440页。 ②从1912年5月6日到1919年11月21日，大约七年半，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1916年5月6日以前住绍兴会馆中的藤花馆，5月6日以后住会馆中的补树书屋)。 ④《〈呐喊〉自序》注释第13条，《鲁迅全集》第1卷，第443页。 ⑤参见萧振鸣：《鲁迅美术年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第113页。以上四件手稿现存国家图书馆。 ⑥国家图书馆藏《六朝墓志目录》首页写有：“《六朝墓志目录》经修改增删，写成《六朝墓名目录》。” ⑦鲁迅手稿《汉画象目录》、《嘉祥杂画象》、《百砖考》、《汉石存目》、《四川通志等书金石录摘抄》现存国家图书馆。 ⑧⑨周作人：《抄碑的目的》、《抄碑的方法》，《鲁迅的故家》，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5页。 ⑩参见《教育部分科规程》“第四条社会教育司置第一科第二科分掌各项事务”，《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六册，1913年7月，“法令”第24-25页。 (11)(32)(35)参见[日]滨田耕作著、俞剑华译：《考古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下同)，第63、57、70-71页。 (12)参见[日]滨田耕作著、俞剑华译：《考古学通论》第四章博物馆，第100页。 (13)《教育界近闻两则》：《教育部征集全国金石拓本》，《晨钟报》1916年10月15号，第二版。 (14)(17)《中国北方考古旅行摄影目录译汉》，《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二册至第四册，1913年3月、4月、5月教育部编纂处印行。 (15)(16)参见《中国北方考古旅行摄影目录译汉》，《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二册，1913年3月教育部编纂处印行。 (18)鲁迅日记1913年9月11日：“上午以《教育部月刊》第一至四期寄与二弟。”后又陆续将该月刊寄给周作人。《鲁迅全集》第15卷，第78页。 (19)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78页。 (20)萧振鸣：《鲁迅美术年谱》，第90页。赵献涛：《鲁迅与汉画像新论》(《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7月，第10卷第4期)也据鲁迅日记中1913年9月11日，“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从而断定“鲁迅对于汉画像的收集开始于民国初年，而不是开始于《鲁迅年谱》所说的1915年。” (21)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7卷，第174页。 (22)参见许寿裳藏《教育部职员表》，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23)朱希祖：《癸丑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影印本)第168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268页。 (24)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46页。 (25)鲁迅日记记载：1917年7月，“十八日晴。上午丸善寄来《支那土偶考》第一卷一册。”《鲁迅全集》第15卷，第290页。参见《鲁迅全集》第17卷，第293页，《支那土偶考》；第537页，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26)《土俗品图录》，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藏中世纪手工艺品和艺术品的英文藏品目录。参见《鲁迅全集》第17卷，第279页。 (27)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282页。 (28)参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藏书。 (29)现存国家图书馆。《汉石存目》，有“会稽周氏臧本”章，福山王懿荣纂，上虞罗振玉校补。《魏晋存石目》诸城尹彭寿纂，上虞罗振玉校补。 (30)《汉石存目》中罗振玉写道，尚“有前贤未曾寓目者，乃为东邦友人借去为写真工人乾没遗失者过半，……又画象诸石流出海外者不少，尝欲为海外贞珉录以记之。”书中《附录》即为海外贞珉录所载汉画象。《汉石存目》，“会稽周氏臧本”，福山王懿荣纂，上虞罗振玉校补。 (31)参见萧振鸣：《鲁迅美术年谱》，第90-91页。 (33)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5页。 (34)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1936年11月16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6页。 (36)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马衡、陈衡恪：《中国金石学概论中国绘画史》，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37)《发刊辞》，《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部编辑，国立历史博物馆售品处发行，1926年10月10日，第一年第一册，第2页。 (38)[日]滨田耕作：《考古学通论》。 (39)[日]滨田耕作：《考古学通论》(续第一册)，《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部编辑，国立历史博物馆售品处发行，1926年12月10日，第一年第二册，第22页。 (40)[日]滨田耕作：《考古学通论》(续第二册)，《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部编辑，国立历史博物馆售品处发行，1927年2月10日，第一年第三册，第39页。 (41)例如在《六朝造象目录》(一)中，鲁迅就有多处根据他书记录指出伪作。朱异造象，罗录云疑伪作。周文有造象，阳刻，永定二年，罗录云伪作。鞏伏龙造象，延和元年六月，赵录云疑伪。现存于国家图书馆。 (42)参见鲁迅手稿《汉画象目录》《四川通志等书金石录摘抄》等。例如，《汉画象目录》中《武氏前石室画象》、《朱鲔墓石室画象》等摘抄洪颐煊《平津读碑记》；《南武阳功曹墓阙》等摘抄俞樾《春在堂随笔》；《食斋祠园画象》等摘抄端方《匋斋藏石记》。 (43)此信中还写道：“北平之所谓学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当然高大，因为他们误解架子乃学者之必要条件也。”《鲁迅全集》第13卷，第23页。引文中省略号为引者所加。 (44)参见许广平：《关于汉唐石刻画像》，《鲁迅回忆录》(十一篇)，《鲁迅研究资料》(1)，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23页。 (45)(46)许广平：《关于汉唐石刻画像》，《鲁迅回忆录》(十一篇)，《鲁迅研究资料》(1)，第124、124-125页。 (47)参见鲁迅：《说胡须》，“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男子的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鲁迅全集》第1卷，第18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