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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国家想象中的媒体与散文现代性 论述媒体生态与散文现代转型之间关联的逻辑性，需要明确散文的“现代”意涵。现代散文之“现代”，不仅言指时间意义上的外在“时序”，更意指其内在的品格和表达形态。要言之，现代散文的“现代性”体现为，以现代的语言方式和价值尺度，表达主体新的经验、情感、思想等。不同于古代散文以文言的方式代圣人立言，现代散文以现代汉语表达作家的思想理念和个性禀赋。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欧西文思”中所包含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思想，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当时中国革新图强需要借取的思想资源，因而成为其时散文书写的基本主题。现代散文是一种需要自由也表达自由的文体，当自由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一种价值尺度时，散文作家的个性表达就有了可能。这种可能得到了现代散文作家的确认：“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18)所谓个性表现，就是能用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自己的情志思想。 晚清至五四时期，媒体与散文的现代性之间具有多方面的联系。近现代媒体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在封建统治漫长而深广的中国，批量地产生报刊，这是社会渐趋开放的直接结果。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在大臣有关改《时务报》为官办的奏折上作御批：“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应亟为倡办。……各报体例，自应以指陈利害，开扩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19)尽管后来因为戊戌政变的发生未能实行，但它释放的政治信息势必会产生影响。从戊戌政变后慈禧的相关谕书中，可以看到“报馆林立”的景象：“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局《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等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罔治顾忌，亟应设法禁止。”(20)晚清至“五四”，史无前例地形成一种特殊的媒体氛围。具有现代传播意义的报刊媒体，是一种舶来品。“从1815年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21)外国人在华开办报刊，不只是进行文化侵略渗透，也在客观上扩大了中国读者对报刊的认知，激发了我国报刊事业的开创：“中国官绅广泛创办报纸。这一种情势，在中国而言，纯为开辟创新的行动，不但自古数千年来所未有，就是在1895年以前，也少有先例。……而在1895—1900年之间，中国官绅在中国土地上创办的报纸至少有21种，在日本东京者一种。”(22)至民国初年，“报纸之作用，已为一般人所谉知。故一家庭有报，一学校有报，一商店有报，一工厂有报，一团体有报，一机关有报。其不能有报者，亦知借他报以发抒其意见。即就报界自身言，亦知经济独立之重要，而积极改良营业方针；知注意社会心理，而积极改良编辑方法”。(23)从晚清至五四时期报刊的发生史看，与报刊伴生的是显著地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属性。具有这样质性的载体，需要传输与之相应的具有现代价值的信息。一方面，报刊的正常出版需要源源不断的稿件支撑，从当时报刊文本的构成看，所需文稿主要是新闻类和散文类的作品；另一方面，报刊与文类需要在功能与价值间达成某种协同。这些正是晚清至五四时期报刊与散文之间发生关联的基础性逻辑。 具有社会传播功能的报刊的近代发生是时代之需。在这一关键点上，媒体的功能与散文的价值是高度一致的。在古代散文中，多是文以载道式儒家经典释义，或是格局很小的诗文序跋、亭台楼阁小记、山光水影游记等，有关民族国家的书写相对较少。在皇权体制内的报纸，更不可能为官绅士人提供思想言说的空间。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中，民众的主体性普遍地被弱化或遮蔽了。进入近代，中国封建统治的稳定结构被打碎，外侮日深，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危机中。在这样的局势面前，有识之士自然不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他们的主体性得到激活，开始打破莫谈国事的禁忌。晚清的“危言”写作(郑观应《盛世危言》、邵作舟《邵氏危言》和汤寿潜《危言》，并称“三危言”)，恰好反映了其时时局之艰和言者的“饮冰”之急。 这时官绅士人对于救亡图存的言说，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一种社会发言方式，他们需要寻得一种可以使其思想传播最大化的载体，而近代兴起的报刊恰好具有这样的功能。“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两种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24)安德森的解释为我们揭示了报纸(刊)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性建构的独特意义。报纸之所以能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是因为它能促成信息的广泛传播。正是具有特殊的民族国家意向信息的广泛传播，培育和确立了受众的民族国家意识。而能使报纸信息得以广泛传播的关键是报纸的“印刷语言”。“印刷语言”指基于机械化印制的报纸编印，这种编印由机械替代手工，使报纸的出版便捷化，有利于报纸的规模化印制，从而保证了它的大众传播功能的实现。安德森认为，“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通理解了”，(25)资本、科技和语言三者的“整合”，为“印刷语言”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支撑。晚清中国引进国外先进的印刷机，极大地提高了报刊的印刷效率，直接扩大了报刊的传播功能。同时，为了满足社会传播的需要，媒体使用的语言更加通俗平易。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核心要义是国家主权和国民主体。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思想是在晚清特殊的社会语境中发生的。梁启超参与了这一思想的创造。他在发表于1901年《清议报》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明确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26)其后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又首先正式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语词。“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27)可以说，民族国家成为梁启超情思所系、作文言说的基本话题，其《自由书》有《忧国与爱国》篇：“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28)在《少年中国说》中，则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29)之句，对少年中国作深情“歌之”。这种“哭之”“歌之”的情感方式，反映的是晚清基于前所未有的民族共同体认同而激发的时代情绪。救亡图存、新民自强，需要有特殊的载体来凝聚民族的情感与共识。报刊媒体正好承担了这样的时代使命。 报刊对于民族国家认知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对长期浸润着封建文化的中国尤为重要。以报刊“重现”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是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主流媒体为中国现代性建设所作的特殊贡献。有学者指出：“从功能的意义上说，学校、报纸和结社，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也是中国特殊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30)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识之士开办报刊，并不是一般地从事新闻事业，“创办报纸的行动，正反映出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31)他们将报刊作为“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32)的公共空间，以此阐释、讨论和传播关于时代与社会的重大议题。“非创一杂志，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不足以开民智而雪国耻。”(33)《时务报》的创刊原委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可见，报刊“开民智而雪国耻”的使命与有识之士的思想达成了一致。 正是在这里，报人志怀、报刊功能和民族国家建构的时代主题之间，实现了有机的统一。同时，基于这三者的统一，报刊和作者对文体也就有了特别的选择。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主流报刊十分重视论说一体。这种论说大体上是有所指向的时论，这与报刊的新闻属性相一致。所论的主题有关国家民族存亡，是社会民众关注的热点。说到底，文体是时代的选择。晚清至五四时期，论议风行，杂感文成为一种时代文体。思想者和杂感体互为选择，杂感成为思想者思想表达的首选文体，杂感在思想者这里更能显示其独特的价值。报刊则为这种文体的写作和传播提供了平台。《循环日报》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重要报纸，“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论说一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34)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所收文章都刊发于他所主编的《循环日报》。由此，《弢园文录外编》成为我国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王韬成为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在文体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后梁启超更是热衷于报业，写了大量“笔锋常带感情”的论议之文。从由他主持的刊物《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的命名，可知梁启超所关注的要务是“时务”，其使命是“新民”，实现方式是“清议”。作为时代界碑的《新青年》，其特设专栏“随感录”，直接参与了五四新文化的建设，是现代杂文的重要渊薮。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传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的杂文，总是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副刊》，30年代的《萌芽》、《太白》、《文学》、《申报?自由谈》等等，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知识分子)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35)杂文与媒体的联结强化了它对于时代、社会的介入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表达。这从根本上生成了杂文的现代性。 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景观。“启蒙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影响极大的进步思潮。……启蒙运动带来了英国散文的新发展，散文家们表现出了启蒙主义精神，他们不仅推进了散文艺术而且开拓了散文创作新领域”，(36)“首先是报刊文章及文论。……报刊文章是这一时期散文的一大新品类，即议论散文，议论时事政治、社会风尚、个人修养、科学发明、文艺鉴赏等，无所不谈”。(37)在启蒙主义的语境中，报刊文章表达启蒙的时代精神而成为散文发展的新品类。议论散文因其“无所不谈”，对于思想启蒙者而言是一种需要优先选择的文体。中国的社会进程与英国有着明显的“时差”，但在报刊议论散文(杂感、杂文)的基本价值和发生的社会生态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