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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主题预设与晚清散文“政治优先” 阿英在论及晚清小说兴盛原因时指出：“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窳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示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38)这一分析也适用于散文，并且就其中所言第一条、第三条原因而论，与散文更有直接的关联。从报刊所需和对于“维新与革命”时代主题的表达看，散文在其时的多种文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小说的重要性需要“被认识”，而散文写作有感而发，便于直说，于是报章论说蔚然而成一种时代文体。这种情状决定了散文的现代性本质。但在散文中现代性又是具体的，就是说，基于不同的社会生态、媒体生态，作为媒体散文其现代的质性和表现方式有着不同的体现。总体上看，这种现代性是进行性的。晚清的散文中包含了许多现代性的元素，但是不完整、不完善、不成熟的。五四时期的散文，其中的现代性从内质和形态诸方面已发育成熟，并且成为现代中国文学重要的构成部分。仔细观察，会发现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时段媒体散文的面貌也是差异显见的。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尽管涉及的内容很多，但明显可以看出洋务时期的时代印记，作者所议重点是与洋务有关的物事，如卷二有《洋务上》、《洋务下》，卷三有《设领事》、《练水师》、《制战舰》、《建铁路》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与《弢园文录外编》近似。作者“触景伤时，略陈利弊，随所见闻，频登《申报》”。(39)作为以实业为务的郑观应更关注民族自强的实务，论说中多有《论税务》、《论商务》、《论开矿》、《论邮政》、《论船政》诸类文章，重心在器物实业的层面。到梁启超时期，报刊文章的主题与时俱进地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论者从洋务运动的失败中，认识到中国的积弱受辱并不只是因为坚船利炮不如列强，更主要是制度设计和思想文化方面滞后，因此开始注重从文化的深层思考救亡图强之计。梁启超的《新民说》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40)强调“新民”为当时中国的第一急务。《新民说》中的细目有“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自尊”、“论义务思想”、“论政治能力”(41)等。很明显，王韬、郑观应，特别是梁启超等的散文，取材和立意大不同于古代的写作，所论西学之意如自由、自治、自尊、平等、权利、民主等，更是现代的文明思想，对于普通读者因为充满新意而“别有一种魔力”。 与这种新的文化思想的传输和阐释相应，晚清的媒体散文满目是新名词。从反对者的反应中，可见“变体”的现代意义及其特征。“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知新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42)更有甚者以为输入外国文体和语词，对中国文学是一种破坏：“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夫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事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谓非中国文学之厄欤？”(43)其实与刘师培他们的认知刚好相反，新名词所表达的是新的时代生活内容、新的思想理念，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文学潮流，并非“中国文学之厄”，而是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发展。 晚清报刊散文的基本取向是政治的。周作人在评价梁启超的报业活动时曾指出，梁启超“所主编的刊物，先后有《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和《新小说》等等，在那时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他是从政治方面起来的，他所最注意的是政治上的改革，因而他和文学运动的关系也较为异样”。(44)这里，周作人不是说梁启超的报业与文学无关，而是说“关系也较为异样”。“异样”正是当时报刊与文学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政治优先是当时报业报人的议程预设。梁启超对此作有注释：“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45)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晚清的报刊散文偏重论议，在文学的本体性方面是有缺失的。虽然散文兼有审美与实用等跨文体特性，但散文也应有自身的文学规定性。 当然，晚清的情况很复杂，像梁启超的写作有时能进入自由得意的境界：“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46)《呵旁观者文》将旁观者分为“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和“待时派”，别有意趣，一个“呵”字形象地见其声气。《少年中国说》更是取比设喻，排比铺张，语势情势激荡而来，极具感染力。但这样的作品在晚清报刊论说文中是不多见的。“后期经世派的作家群中，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言纪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陈炽的《庸书》、王韬的报刊政论文等研讨时务的著作或文章，不为古文、骈文、时文所限，条分缕析，明白畅达，虽然过于质朴，略少文采，但由于新的思想、新的意境，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因而流行极广，影响很大。”(47)任访秋对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的散文评价是正面、写实的。而“过于质朴，略少文采”这样的委婉之语，指出的就是这一时期报章散文的普遍不足。 梁启超描述“新文体”的语言特点是：“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48)与传统的古文相比，新文体语言的杂糅和平易显得非常另类。在中国文学的序列中，诗文是正宗，表现在语言上有许多的规制，对散文则强调语言的雅驯有致。晚清只有非主流的局部的白话散文出现，正式的散文通行的是文言写作。就是“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其基本的语言系统实际上仍是一种平易简化的文言，属于变异了的古代汉语写作。此外，有些散文家开放了的思想理念与保守着的语言逻辑，形成内在的矛盾，使散文现代性在质与形上显示出某种悖论，典型的例子是严复。作为成就卓越的翻译家，他译介了不少西方重要的学术名著，为中国的思想界输入了许多西学精神元素；作为重要的报章政论家，他写作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主张维新图强、传播西学要义的论说名篇。但严复的语言文学观念是守旧的。他的报章论说和译作都是以古雅的“先秦体”写就，言和意并不协称。梁启超曾提出批评：“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着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49)严复并不接受这种看法，他认为“文界革命”之说不能成立：“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于律令体制，直谓之无几微之异可也。”(50)并且反击梁启超倡言的“新文体”，“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言庞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日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51)严复的用词颇为极端，这反映了他对文体进化大势认识的不足。可见，晚清散文现代性的生长是不健全的。 晚清的亦古亦今、亦中亦外、亦旧亦新，造成了它巨大的历史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同时也成就了其特殊的历史魅力。从晚清与“五四”的文学关系而论，新文学的许多种子在晚清播种，真正获得收获却在“五四”。就这一点而言，晚清的特殊意义在于“蕴育”。五四新文学的一些领军者，本身就是晚清的“过来人”。他们的媒体经历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独特资源，也使他们在五四新文学建设中更有所作为。《竞业旬报》是反清革命党人创办于1906年的白话旬报，胡适参与了它的编辑工作，并成为重要的撰稿者：“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52)胡适的自述证明了他的晚清媒体经验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