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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典与现代的对话 一般认为，擅长创作的偏“今”，研究史学的重“古”，可在“北大中文四老”这里，情况却并非如此。著名新诗人林庚研究屈原或唐诗，著名小说家吴组缃讨论《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都是思接千古；而王瑶在完成《中古文学史论》之后，毅然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季镇淮在《司马迁》之外开拓近代文学研究疆域，均属于与当下对话。四老专业方向不同，但就志趣而言，均可借用王瑶的书名《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92)，其基本特征是：“以现代观念诠释古典诗文，故显得‘新’；以古典修养评论现代文学，故显得‘厚’。求新而不流于矜奇，求厚而不流于迂阔，这点很不容易。”(93)有人先今后古，有人先古后今，不管是课程还是著述，四老均追求古典与现代的对话，因而其学问有灵气，有深度，不板滞，能开新。 有感于中文系课程偏重于旧，而学生们的期望却往往是新，诗人林庚撰写《中国文学史》时，“发生了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具体说来便是，谈论古代诗文，但“随时都希望能说明一些文坛上普遍的问题，因为普遍的问题，自然就与新文学特殊的问题有关”(94)。朱自清对此“沟通新旧”的努力十分赞赏，称“著者见到了这一层，值得钦佩”(95)。林庚的这一努力，可以说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晚年谈及自家的楚辞研究，林庚特别强调与新诗的对话： 我这人是兼差的，一方面搞新文学创作，一方面讲中国文学史。我在写文学史的时候总想着新文学的发展，总想为新文学找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96)而收入《化雨集》的《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林庚先生访谈录》(张鸣)，比起初刊《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的版本来，增加了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的事项： 最好对新文学的发展也应该有研究。因为我们是站在今天来看古代文学史，而不是古人在研究文学史，如果我们连今天的东西都不理解，那么，要去理解古代的东西就很难了。(97)紧接着，林庚又说，如此古今互相对照，“古代文学就有利于我们了解现代文学了”。这里所说的古今对照，既牵涉文学创作，也兼及学术研究。如此宏通的思路，不仅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也都有类似的表述或实践。这一点，其实与他们的师承有直接关系。 作为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王瑶、季镇淮与导师朱自清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点广为人知。读季镇淮编《朱自清先生年谱》，以及王瑶陆续写成的《念朱自清先生》，都能深刻体会其师生情谊与学术薪传。其实，早年清华中文系毕业生吴组缃、林庚也与朱自清情谊很深。林庚完成《中国文学史》后，特地请朱自清写序；吴组缃开始教书，临急抱佛脚，向朱自清借《新文学研究纲要》讲稿。1948年朱自清先生去世，吴、林分别撰文悼念。林庚的《纪念佩弦先生》初刊1948年8月24日北平《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第98期，表彰朱自清待人诚恳以及“一生似乎专在发现别人”(98)。吴组缃的《敬悼佩弦先生》初刊1948年9月《文讯》第9卷3期，有更多精彩的细节描写，如朱自清上课时不太自信，不断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努力为自己陷入困境的学生找工作，可惜到处碰壁；不愿意当系主任，在私人信件中抱怨“我这些年担任系务，越来越腻味”等。吴文最后的大判断，日后广被征引：“他不是那等大才磅礴的人，他也不像那等人们心目中的所谓大师”，但“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一直忠于社会与时代”，并且，“他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不肯懈怠了一点”(99)。如此性情与节操，固然让人感动；可此文还有一段话，涉及现代中国教育史与学术史，值得专门摘引：“朱先生主持的清华中国文学系，定立的方针是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创造新时代文学。”(100)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特别注重新旧文学的沟通，这不是什么秘密；难得的是，如此立场，“朱先生一生贯彻始终”，这点有弟子季镇淮的回忆为证：“平日我们见朱先生读书作文，总是中外古今同时并进。”(101) 吴、林二文撰于1948年，作者乃才气横溢的老学生，表彰的是作为“老师”而非“诗人”或“散文家”的朱自清。季、王二位乃及门弟子，谈论老师时，语调自然更为谦恭，且涉及方方面面，如新诗创作、散文艺术、学术研究、教学实践以及政治立场等。四位从游多年的学生，对于朱自清的文学及学术成就的评判并不一致，但对于其徜徉古今、融合新旧的努力，均持欣赏态度，且在各自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给予了很好的呼应。 说到吴、林、季、王四位很好地继承了老师朱自清“兼及古今”的志趣，有以上文章为证，可说是板上钉钉。有趣的是，因朱自清日记的存在，我们得以反过来勾勒先生眼中的众弟子。 1997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刊行的《朱自清全集》第九、第十卷，收录了朱自清白1924年7月至1948年8月的日记，其中提及吴组缃的只有一处，记录了吴在中国文学会上的态度，没有评论(102)；谈及林庚的地方则很多，大约有三十处。最早是1931年8月22日朱自清启程赴欧，送行的朋友中就有林庚；最后一次记录林庚来访是1948年3月29日，而当年8月12日，朱自清便因胃病发作在北平去世(103)。抗战中因分隔两地，朱自清只在1943年4月29日的日记中提及林庚，且只记名字，应该是书信往还(104)。两人见面交谈机会较多的，前有1933-1937年，以1937年8月31日“访林庚，彼已决定赴厦门”作结(105)；后者是1947-1948年，主要记录林庚来访及应邀为其《中国文学史》写序(106)。前期交往中，朱自清记下了林庚关于新诗音节及节奏的意见、对于“林庚诗近作大抵不可解”的评说，还有“林庚的朗诵又太富于诗意了(我意思是指纤雅)”(107)，最有趣的是1934年1月29日“上午林庚来谈风筝”——显然朱自清被眼前这位好玩的学生吸引住了，记录下林庚所述制作风筝的方法以及放风筝的技巧(108)。林庚从小喜欢放风筝，还写过一篇关于风筝的文章，登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一直到晚年，林庚都对这种自由自在飞翔在蓝天下的玩具特有兴趣：“在他写作台对面的墙上，就挂着一只彩色斑斓的风筝。”(109) 1941年7月，季镇淮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从闻一多读研究生，兼作半时助教。此后七年，朱自清日记中多有季镇淮的身影。不算师生之间互访、写信及宴请，谈论学业的有——1941年12月20日：“昨晚读镇淮所见文法校勘举例的笔记，其大部观点可取”(110)；第二年2月季镇淮来访，商量论文题目，“他对春秋时期的贵族生活有一些看法，我对此论题颇有兴趣”，于是朱自清指点学生该读什么书(111)。接下来是“读季镇淮《原法家》”“季镇淮借走文章”“读镇淮的《战国时代的观人》一书并做笔记”“修改镇淮的文章”等(112)。大概是先前预期很高，可季镇淮又因生活窘迫，无法全身心投入，以至毕业论文出来后，朱先生很不满意：1945年1月4日日记：“读镇淮论文，与其说是篇学术研究论文，不如说是一篇辩论性作品。”两周后又有：“上午一多来商谈季镇淮之论文问题，告以此文过于简单，不够系统，不能通过考试。彼同意此意见。”(113)拒绝通过季镇淮的毕业论文，但对该生依旧关爱有加，先是帮他找工作，后又与其长谈文学问题，日后更为其晋升职称给校长写推荐信(114)。对于此次没能顺利通过毕业论文，季镇淮似乎不太介意，这从朱先生去世后，他受全集编纂委员会的委托，用三年时间编成《朱自清年谱》，以及日后多次撰文表彰朱先生业绩，大致可以看出。 王瑶的情况恰好相反，属于典型的“低开高走”。1942年9月，王瑶在昆明西南联大复学刚好碰上朱自清新开设“文辞研究”专题课。读朱自清日记，可见其那段时间心情很郁闷：“下午开始讲‘文辞研究’，仅到一名学生，即王瑶”；“下午三时讲课，踯躅独往教室，但唯一的学生王瑶未来。这门课的情况使我很失望，开始怀疑自己的讲课能力”；“上午因王瑶上课缺席而洗衣服”(115)。可经过一番磨合，这一师一生的奇妙课堂，逐渐变得融洽起来。旁听此课程的季镇淮，日后在《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中有如下精彩的描述： 1942年暑假后，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一门新课程。这是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和战国时代的游说家之辞。听课学生只有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王瑶坐在前面，照抄笔记；我坐在后面，没抄笔记。(116)到了第二学期，王瑶交上作业，朱自清已对其刮目相看。1943年2月9日的日记称：“下午读王瑶《说喻》，意外发现有新意见。”(117)之所以用“意外”这个词，很可能原先对这位复读生并不怎么看好。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顺了，闻一多建议王瑶报考清华研究院，拜朱自清为师，朱也就默认了(118)。 经过三年苦读，王瑶终于完成毕业论文，1946年2、3月间，朱自清日记多次出现审读王瑶论文的记载，先是“不甚满意”，后越看越好。到了4月15日“下午对王瑶进行论文考试，结果得八十四分”，朱自清已经对这个学生非常满意了(119)。我曾借助闻一多、朱自清的信札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四卷所收录的档案，勾勒当初王瑶论文答辩的阵容：除中文系所有教授外，还外聘了文学院长兼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历史系教授吴晗，以及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彭仲铎(120)。这篇题为《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的毕业论文，日后补充修订为一代名著《中古文学史论》，总算没有辱没此极为豪华的答辩阵容。 勾勒吴、林、季、王之怀念师长文章，以及朱自清日记里的学生故事，目的是说明那位先是新文学家、后成为古典文学研究者，始终在古今之间徘徊的朱自清，对于这四位学生日后治学道路的深刻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