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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雨同舟四十载 1952年9月，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中了如下人物：教授有俞平伯、游国恩、魏建功、周祖谟(原北大)；浦江清、吴组缃、余冠英(原清华)；高名凯、林庚、孙楷第、梁启雄、蒋荫恩(原燕京)；副教授有王瑶、季镇淮、郭良夫、冯钟芸(原清华)；章廷谦、萧雷南(原北大)；阎简弼(原燕京)(15)。这里不说系主任杨晦，不说陈翰伯等兼职教授，也不说林焘、吴同宝、吕德申等讲师，更不说已调离北大的沈从文、唐兰、冯文炳、杨振声，就说这三校教师组成的新中文系，其实也尚未定型。因1953年2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俞平伯、余冠英、孙楷第等调入，此研究所1956年改属中国科学院；1954年9月，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在系主任王力教授的率领下，整体并入北大中文系，至此，新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方才尘埃落定。 历经三十年风雨，这批文学教授、副教授中，浦江清(1904-1957)英年早逝，杨晦、章廷谦(笔名川岛，1901-1981)也在80年代初去世，冯钟芸(1919-2005年)虽长寿，但较早就退休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仍在指导研究生并发挥积极作用的老教授，确实只有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四位。而这四位教授可分成两组，其文学兴趣及生活经历，早在院系调整前就已多有交集。 吴组缃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因酷爱文学，第二年转入中国文学系；就在此时，已在清华物理系读了两年书的林庚，因痛感“有限的科学方法在无限的宇宙面前显得那样苍白”，“希望通过诗歌来实现人生的解放”，而决意转入中文系学习(16)。再加上修习西洋文学的季羡林，以及先念生物系后转哲学系的李长之，构成了日后声名远扬的“清华四剑客”。 1933年夏，林庚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朱自清助教。一学期后转赴上海，不久又折返北平，在北平民国学院等校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抗战全面爆发后，转任厦门大学教授，开设了“中国文学史”“新诗习作”“历代诗歌选”“楚辞”“庾信”“李商隐”“文学批评”等课程(17)，撰写并出版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学史》。1947年秋，林庚返回北平，被聘为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一直到院系调整时转任北大中文系教授。 同是1933年毕业，吴组缃因成绩优异，直接进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第二年因与任课教授刘文典发生严重冲突而离校，转赴南京中央研究院谋职。1935年起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国文教师，抗战期间兼任秘书工作，先后长达13年。1942年，吴组缃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兼课，讲授“现代文艺”“现代文”“小说研究”“文学概论”等课程。1946年6月，吴向中央大学请假一年，随冯玉祥赴美国访问考察。1947年9月应聘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1949年9月被清华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讲授“现代文学”“历代诗选”等课程(18)。 1937年秋，原本考入山东大学的季镇淮，借读于长沙临时大学。第二年2月，因大学迁往昆明，季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与闻一多等三百师生步行赴滇。1941年7月，季镇淮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随导师闻一多攻读中国文学。1944年7月，研究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但学位论文《魏晋以前观人论》未能完成(19)。短期任教中学后，1946年8月，季镇淮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后升为副教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籍管理，本科生属于联大，研究生则分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清华文科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并不多，故师从闻一多的季镇淮与师从朱自清的王瑶经常在一起修课。王瑶本是1934级清华中文系学生，抗战爆发后滞留山西老家，直到1942年9月才在西南联大复学。因此，“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王瑶读研究生反而在季镇淮后面。1946年初夏，王瑶研究院毕业，硕士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获得通过，并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后升为副教授。 在院系调整之前，吴、林与季、王，本是两组不同时期的清华同学，可以说互不交集。但因共同的老师朱自清的一番好意，指定王瑶为林庚《中国文学史》撰写书评(20)，反而投下了某些阴影。或许是年轻气盛，王瑶的书评高屋建瓴，既见朝气，也显学养，只是批评稍为严苛，从学术史看很有意义，但在人事关系上则不无遗憾。 1952年9月，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两位教授(吴组缃、林庚)、两位副教授(季镇淮、王瑶)，因国家政策调整，终于在燕园聚首，开始了此后将近四十年的“风雨同舟”。 刚到北大中文系，吴组缃主要讲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并任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日后常被学生追忆的关于《离婚》《阿Q正传》《春蚕》《日出》等作品的精彩分析，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讲稿(21)。吕德申说的没错，“吴先生从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转到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大概是1954年以后的事”(22)。最初动因是为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吴应邀撰写了发表在《人民文学》1954年第8期上的《〈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第二年又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红楼梦》研究”专题课，之后更陆续发表了《论贾宝玉典型形象》等大获好评的论文(23)，研究重点于是逐渐从现代转向古典。另一个因素是北大中文系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史的浦江清教授1957年去世，以及反右浪潮中吴本人被取消了中共党员预备资格，内外夹击，促使其完成了学术转向。20世纪60年代以后，曾经的著名作家及现代文学专家吴组缃，便以中国古典小说史家被尊崇与记忆了。 同样由作家转为学者，林庚的转型比吴组缃更早，也更成功。厦门大学时期撰写《中国文学史》，院系调整前夕出版《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林庚已经是很有成就的古典文学专家了。因此，其长期出任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一点都不奇怪。虽然屡遭批判，林庚却不屈不挠，一直按自己的步伐走。除了写诗，学术方面同样成绩卓著：“文革”前出版《中国文学简史》(上)及《诗人李白》，发表《盛唐气象》等影响深远的论文，“文革”后则刊行了《〈天问〉论笺》《唐诗综论》《西游记漫话》等著作。因心境及身体等因素，50年代至80年代，林庚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方面的才华及潜能，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于90年代以后，八十高龄的林庚依旧有很好的文学及学术表现，实在是个奇迹。 季镇淮也是先在现代文学教研室，后才转入古代文学教研室的。除了《司马迁》《闻朱年谱》以及“文革”前已完稿但未来得及出版的《韩愈传》(24)，季镇淮的主要工作是参与主编日后成为部颁教材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指导学生选注《近代诗选》。晚年虽先后刊行了《来之文录》《来之文录续编》，但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没能完工，是一大遗憾。 原本志在古典文学研究，有《中古文人生活》等著作问世，但因及时转型，完成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转入北大中文系后的王瑶，主要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始还有《李白》《陶渊明集》《中国诗歌发展讲话》《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等问世，但那只是收尾工作，作者已将主要精力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以至“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王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首任会长，后来者很多只知道他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而忘却了他曾是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 四十年间，此四老教书、著述、学习、改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煎熬；幸亏都熬过了“文革”，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大放异彩，得到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好评。治中国古典小说的吴组缃、治中国古典诗歌的林庚、治中国近代文学的季镇淮，以及治中国现代文学的王瑶，各自成了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至今仍被追忆不已。 1989年年底，“北大中文四老”中最为年轻的王瑶，竟率先驾鹤西去。吴、林、季三位的悼亡诗文，均提及“风雨同舟”这一意象。老同学季镇淮撰《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后附挽诗一首： 烽火遍华夏，滇南始识君。 感时崇大德，积学绘群英。 著论宏明世，协商议政情。 牛棚何足算，昂首见雄心。(25)吴组缃的《哭昭琛》，开篇便是：“建国之初喜晤君，清华先后本同门。”此长诗结尾称：“四十年来同手足，相亲相敬更知心。噩耗忽传摧肺腑，先我而去梦中寻。”(26)至于林庚的《怀念昭琛兄》，同样以“我与昭琛兄共事近四十年”开篇，其中有这么一段：“十年动乱中我曾与他同舟共济。他所受的罪过远比一般人多得多，却能不动声色，一一度过，确实是并不那么容易。”(27) 其实，四老之“同舟共济”，并不限于“文革”十年；因院系调整而聚首，而后历经反右、拔白旗、四清、“文革”、批林批孔、恢复高考、各自招收研究生，一路走来，不能说毫无芥蒂，但因年龄相仿、立场相近，基本上是同甘共苦。并非志得意满的当权派——季镇淮当系主任那几年也不是(28)，即便彼此写过一点批判文章，均迫于时势，大家都不计较。到了80年代，更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尤其是指导研究生时，更是相互取法，“易徒而教”。 选择这四位主要活跃在20世纪40至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讨论其治学路径及得失，目的是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及教育生态，直面这一代学者的困境，尤其关注学科文化的特殊性——包括其努力与挣扎、贡献与局限。以下的论述，基于三个特殊角度：政治与学术、文学与史学、古典与现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