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政治与学术的纠葛 生活在动荡不已的20世纪中国的读书人，几乎毫无例外地深受政治风暴的影响。除了国际及国内的“大气候”，还有北京大学的特殊性，使得吴、林、季、王这四位文学教授的四十年风雨同舟，具有某种思想史的意义。 无论是实际的历史进程，还是公众认知，这四十年，其实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1952-1966)、“文革”中(1966-1976)、“文革”后(1976-1989)。后两段的故事尽人皆知——“文革”中惨遭迫害，“文革”后重获新生，这是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闭着眼睛也能想出来。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文革”前那十五年，这四位北大教授因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与社会阅历，在不断推进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如何惨淡经营。 进入北大以后，王瑶偶有春风得意，如1954-1958年间任全国政协委员、《文艺报》编委，还因《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一文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但更多的时候是被北大当局视为自私自利、落后分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反动学术权威，一遇政治运动必挨批斗，写检讨成了家常便饭(29)。从1952年撰写自我检讨并在全系教师会上宣读起(30)，王瑶就一直扮演“落后教授”的角色。一开始还能略为辩解，随后批判逐渐升级，语气越来越严厉，王瑶只好不断地自打嘴巴。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王瑶不得已撰写了一篇胡乱上纲上线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因认错态度好而被收入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三辑，发行全国。“文革”一开始，王瑶更必须深刻检讨，主要围绕《中国新文学史稿》(31)。近期阅读了师母杜琇提供的另外两篇王瑶“文革”中的检讨手稿，一是1967年5月的《关于我的“材料”的一些说明》，一是1969年3月的《我的检查》，看得我感慨万分。一个原本内心十分高傲，年轻时曾自诩“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的读书人(32)，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断地自我作践，还唯恐无法过关，其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后人恐怕很难真正体会(33)。 悲剧之处在于，早年在清华园读书时曾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瑶，一直认为自己是“进步教授”，虽曾因故脱党，但政治立场明显偏左，起码应该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可没想到“从现存的文件来看，北大党组织对王瑶的政治评价一向较为负面，认为他多从个人名利、兴趣出发，完全不顾教学需要，走粉红色的个人主义道路”(34)。这还是平日的印象，到了政治运动一来，“负面因素”必定变本加厉。不同于林庚的“心远地自偏”，这位不被信任的教授偏偏特别关心政治。对于王瑶的“除了读书，还关心现实”，因而学术兴趣不够专一，老朋友朱德熙不太以为然(35)。作为人文学者，该不该以及如何关心现实政治，后人有不同的评说，尽可见仁见智(36)。问题在于，这种热心政治但又动辄得咎的状态，对王瑶的学术生涯影响巨大。1979年8月，在私人信件中，王瑶曾感叹： 事实上自58年被当作“白旗”以来，廿年间虽偶有所作也是完成任务，已无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了。蹉跎岁月，垂垂老矣，虽欲振作，力不从心。(37)私人信件不同于公开发表的论文，叹老嗟卑是常见的话题。可这段话不一样，特别说明1958年被当作白专典型批判，对于王瑶造成的巨大冲击。为此，王瑶曾赋诗一首，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白旗飘飘旌封定，不准革命阿Q愁；缘有直肠爱臧否，岂无白眼看沉浮。毁誉得失非所计，是非真伪殊难涂；朝隐逐波聊自晦，跃进声中历春秋。”(38) 比起日后的“文化大革命”来，“拔白旗”还算文明，因其只停留在文字上。1958年，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推出四册由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辑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其中第三辑收文十六篇，除王瑶本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外，其余十五文，三篇批《中古文学史论》，十二篇批《中国新文学史稿》。单看以下题目，就可知晓当初风卷残云的大批判阵势——《批判王瑶先生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在党的领导问题上驳斥王瑶先生》《批判王瑶先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揭发王瑶先生的伪科学》……这些由北大中文系一、二年级本科生集体撰写的批判文章，本身并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但其坚定的立场与宏大的气势，却让受批判的教授倍感压力。时隔多年，这些当初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与“拔白旗”的大学生，称此举为“闹剧”，“想起来特感到脸红”(39)。 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拔白旗”的主要对象是游国恩、林庚和王瑶。比起批王瑶的十五文来，批林庚的文章数量更多，水平也较高些，因其作者包括老师及高年级学生。《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一辑收十五文，七篇批林庚、七篇批游国恩(含游国恩《〈楚辞〉研究的自我批判》)，另有一篇合批——《驳斥游国恩、林庚两先生关于〈楚辞〉影响的胡说》；第二辑收十六文，两篇批游国恩、十一篇批林庚(含林庚《批判我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40)，另有三篇属于其他。而第一辑的《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今年三月十日，校党委发出开展双反运动的响亮号召，一夜之间，中文系群众贴出大字报一万二千张，大量揭发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运动过程中，开展红专辩论，搞臭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群众思想上解决了教学和科学研究为谁服务的问题。(41)关键是“为谁服务”，是立场问题，因而，这些“一月之内”赶出来的批判文章，只求旗帜鲜明，不必仔细论证。 或许是历来对政治不太敏感，加上此前没像王瑶那样有过“短暂的辉煌”，五六十年代的林庚虽然也受批判，但情绪上似乎未受很大影响，还在继续写诗、撰文，不断完善自家独创的“布衣感”“少年精神”“盛唐气象”等。晚年在回答张鸣的提问时，林庚曾这样自述： 他们一个劲地批，我就一个劲地写文章，我也不能沉默。比如有人说陈子昂是现实主义的，可我认为陈子昂是浪漫主义的，他有建安风骨。你批你的，我写我的。(42)不能说林庚完全不受大环境的影响，1953年年底撰写《中国文学简史》(上卷)的“后记”时，他也会强调如何遵循苏联《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俄罗斯古代文学教学大纲》，努力贯彻“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历史主义的论述与民主成分的发扬，以及民族形式与文艺风格的具体分析”(43)。另外，1955年《诗人李白》的三版后记，大段摘录苏联学者论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1956年在《文艺报》第13期发表《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也引《苏联通史》来辨析农民起义问题(44)。可在具体文本分析时，林庚还是极少借用时髦理论，依旧我行我素地谈“布衣感”与“少年精神”。在那个特定年代，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这是一位极为自尊、坚信“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的诗人兼学者(45)。可即便是如此清高的教授，也会身不由己地卷入时代漩涡。因所谓的“梁效问题”，“文革”刚结束时林庚颇受牵连。对于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特立独行”实在显得有点奢侈。 在这场“拔白旗”运动中，季镇淮没有受到冲击，《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一辑还收录了他两篇批游国恩“资产阶级考据学”的文章，这与王瑶批俞平伯的思路很接近，除受时代思潮影响，还隐约显示出清华立场(46)。其实，运动中很多教师(包括吴组缃)都写批判文章，这不算什么。但接下来，作为教师代表参与编写《中国文学史》及《近代诗选》，在当年可是光荣的任务。据五五级大学生孙玉石事后回忆： 1958年55级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因为不是“拔白旗，插红旗”被“拔”的对象，(季镇淮)先生是与冯钟芸教授一起参加了的。……文学史完成后，先生又参加并指导了《近代诗选》的编注工作，撰写了序言。(47)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近代诗选》，书前冠有长达41页的《前言》，其结尾处专门交代“我们整个工作是在师生合作下进行的”，其中特别提及季镇淮的作用：“季镇淮教授指导全书工作的进行，也参加了具体的选注工作，并于最后审订了全书。”(48) 先是奉派捷克教书两年，后又作为教师代表参与学生的编书工作，可见北大党委对季镇淮非常信任。为什么？这个谜底，“文革”中终于被揭开。原来，这位不善言辞的忠厚长者，1949年1月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只不过因工作需要，一直以民盟成员身份活动(49)。这个秘密曝光后，同辈人对他颇不谅解，且抱有很大的戒心；但作为中共党员，他确实只是奉命行事。据中文系同事回忆，“文革”中季镇淮的党员身份已经暴露，可排队时依旧站在群众的行列中，因为：“我是党员，遵守党的纪律。不论什么情况，党组织没有正式决定公开我的身份，我可就不能以党员身份公开活动。”(50)这么一个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文学教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定环境里，不敢再有任何个人主义或名利思想的考虑，因此，更多精力投入了集体项目，而没能认真经营自己的学术论著(51)。 “文革”前十五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大学校园已经很不平静了。季镇淮是秘密党员，自然属于依靠对象；而自“拔白旗”以后，林庚、王瑶的处境一直很不美妙。至于吴组缃，虽被取消了中共预备党员资格，但没受太大冲击。长期出任冯玉祥的秘书及国文老师，抗战中又结识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这样复杂的生活经历，吴组缃居然大致“平安无事”，这实在是个奇迹。年轻时性格刚烈，不为五斗米折腰，把自己弄到很狼狈的地步(52)；老来聊天，还时常有鞭辟入里的政治议论。这样的性格，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如何管住自己的嘴巴，不因言惹祸？我注意到吴组缃讲授的课程，从危险系数较高的“现代文学”转为相对安全的“古典小说”，这是个好主意。还有就是故意偷懒，“拔白旗”以后，吴组缃不怎么写作，翻阅《吴组缃先生纪念集》后面附录的《吴组缃著作年表》(方锡德编)，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俗语说得好，“枪打出头鸟”。“拔白旗”运动中被集中火力批判的，都是不断推出新著、学术上比较活跃的学者。若此假设成立，则见多识广的吴组缃，其政治智慧很可能在王瑶之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