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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中国学者的治学路径及功过得失，除了深受当下政治体制与思想潮流的影响外，还严重受制于其工作单位与学科文化。20世纪50至80年代北大内部思想潮流与教学体制的激荡，凸显了“文学教育”的发展空间及可能性。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这四位学者共同活跃在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有着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与生命轨迹，却又有着不一样的学术路径。我们可以借助政治与学术、文学与史学、古典与现代这三个特殊角度，探讨他们的治学路径，直面这一代学者的困境，关注其学科文化的特殊性——包括他们的努力与挣扎、贡献与局限。通过对老一辈学者足迹的辨析，我们得以触摸此兼及古今、贯通文史、关心政治的学术传统，明白其中的利弊得失。 关 键 词：政学/文史/古今/北大中文系/治学路径 作者简介：陈平原，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陈平原，男，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不再是孔子、朱熹或者顾炎武的时代，现代中国学者的治学路径及功过得失，除了深受当下政治体制与思想潮流的影响，还严重受制于其工作单位与学科文化。即便生存在同一时代，任教于大学还是小学、是校长还是教授、教数学还是教文学，都深刻影响当事人的命运及选择。本文所描述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四位教授，有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与生命轨迹，因此，得以从一个特定角度呈现“中文人”在百年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功能、位置及感受。 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教育”，考察晚清以降中文系如何在“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之间挣扎，反省“中文教学”的百年沧桑，陈述冷战时期两岸三地中文系教授的风雅与坎坷，我都曾在其他文章中涉及。本文着重辨析1950-1980年代北大内部思想潮流与教学体制的激荡，集中精力思考“文学教育”的发展空间及可能性。而文中所论四位教授——吴组缃(1908-1994)、林庚(1910-2006)、季镇淮(1913-1997)、王瑶(1914-1989)——均为我十分尊敬且多有接触的长辈①，但在学术史视野中，不能只是“高山仰止”，必须建立某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记得当年王瑶主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课题时，曾再三强调“要正视这百年学术发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视学者性格中的缺陷”，不要一味“说好话”“为尊者讳”。对于研究者来说，史家立场是第一位的——比具体论述时的眼光、学识、功力等重要得多。本文的立意，与王书一样，都是试图通过“不同经历的学者的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②。如此接续二十年前的研究思路，若能有所坚守与拓展，无疑是对于前辈学者的最好纪念。 一、“北大中文四老”的由来 2006年10月4日，北大中文系历史上最长寿的林庚先生不幸去世，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媒体提及“北大中文四老”：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导，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③凡有并列，不管是“初唐四杰”，还是明代的“前后七子”，都既是一种强调，也是一种压抑。数人并肩前行，确实有利于相互提携、巩固记忆。可对于自尊心很强的诗人或学者，或许更愿意特立独行，而不喜欢三五成群，相互牵制。面对“清华四剑客”或“北大中文四老”等说法，我们无法猜测吴、林、季、王的真实感受，只能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其形成的过程。 自从季羡林在《悼组缃》中深情款款地回忆当初在清华园读书，如何结识同样喜欢文学的吴组缃，而且成为好友；“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可以说是清华园‘四剑客’”④，这“清华四剑客”的说法便广泛流传开去。可最初的版本，很可能是“清华三剑客”，只有林庚、李长之、季羡林，不包括吴组缃⑤。因为“三剑客”典出法国作家大仲马1844年出版的小说《三剑客》(又译《侠隐记》或《三个火枪手》)，由于伍光建等人的译本，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不过，既然是挪用，“三剑客”与“四剑客”没有什么差异。当初无人评选，也不属于“钦定”，如何命名，很大程度取决于立说者的视野与心境。 几个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凑在一起，吟诗作文，放言高论，自称“三剑客”或“四剑客”，外人都不会介意的。几十年后追忆，更是雅事一桩。可“北大中文四老”就不同了，因其带有明显的排他意味，容易引起争议。2010年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庆典，曾选择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任教于北大中文系的20位教授(限已去世者)，编辑出版20卷本的“北大中文文库”。这套书外界评价甚好，内部却不无争议——入围的为何是甲而不是乙，难道丙与丁就不值得表彰？任何评选与命名，都会面临类似的责难。更何况，“北大中文四老”的说法，乃基于某种特定语境，并非盖棺论定性质的学术评价。 大凡命名，必有动因、范围、传播途径以及实现的可能性。考虑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这四位先生方才齐聚北大，而1989年年底王瑶去世，这“北大中文四老”最大的时空范围是20世纪50至80年代。既然“四老”中不包括原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1899-1978)与杨晦(1899-1983)，则此说法的酝酿与产生，应该是在80年代。考虑到语言学及古文献专业的名教授王力(1900-1986)、魏建功(1901-1980)、周祖谟(1914-1995)、朱德熙(1920-1992)也不在其列，则“四老”的说法应来自文学专业的学生。“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七七级大学生入学时，这“四老”中最年轻的王瑶也已经64岁，不再给本科生讲大课了，只是偶尔举办讲座或给研究生开专题课。因此，“四老”的命名，很可能是来自80年代就读北大的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同是北大中文系学生，50年代入学与80年代就读、本科生与研究生，各自心目中的名教授是不太一样的。先说五五级文学专业学生眼中的名教授： 我们文学专业当时有从清华大学来的三位名师：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王瑶先生。他们最受学生们所景仰，他们都是名震一时的作家、诗人、学者，他们的课最受欢迎。三位教授分别以自己独特的风采登上中文系讲台，令我们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年青大学生听得如痴如迷。⑥张菊玲的追忆，得到另外两位同学的支持。李永祜《难忘的大学生活头两年》谈论的名师是游国恩、王力、高名凯、林庚、吴组缃、王瑶，张厚余《澄江绮霞绕燕园》提及给他们上课的诸多名教授，但具体描述的是林庚、吴组缃、王瑶、高名凯⑦。四老中季镇淮不在其列，最大的可能性是五五级入学时，季镇淮恰好被高教部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查理大学任教两年⑧。因此，中文系五五级文学专业大学生只是在回忆如何编注《近代诗选》一书时，才会提到他⑨。 1978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三位以排比方式谈及中文系的名师。张中在“缅怀业师季镇淮”时，谈及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四位导师：吴组缃、林庚、季镇淮、冯钟芸：“吴先生是一位智者，季先生是一位长者，冯先生是一位慈者。林先生您是一位学者。”据说“林先生听了，蔼然一笑”⑩。钱理群回忆“林庚先生对我的影响”，则谈及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拥有一大批真正一流的教授： 我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想到的，就是文学专业的“三巨头”：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与王瑶先生。他们之间是那样的相通——不仅私交很好，而且都同是“五四”精神的传人，有一种内在的心灵的契合；但他们的精神气质，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学术的追求，以至治学方法，又是那样的不同：都是不可重复的活生生的“这一个”。(11)另外，赵园在《王瑶先生杂忆》中谈及“北大老一代学人中硕果仅存的几位先生，王瑶先生，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等”，也没有提及季镇淮(12)。张文不提王瑶，那是论述范围；钱、赵二位没说季镇淮，则可能是评价尺度。换句话说，虽然季镇淮1979年6月即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1984年2月卸任)，注重独立思考且眼界甚高的钱、赵二位，却未因此而高看一眼，仍将其排除在文学专业的“巨头”或名师之外。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季镇淮才与吴、林、王并列，合称“北大中文四老”呢？目前查不到更早的文献，或许只能由我本人来认领(13)。因为，季先生去世后，我曾撰写《书札中的性情与学问》，其中有这么一段： 吴组缃先生的去世，以及此前几年王瑶先生的突然病逝，对季先生打击很大。北大中文系四老，林庚先生住燕南园，相对独立；王、吴、季三位都在未名湖边，相隔只有几十步之遥，故平日时有往来。就连我们学生拜访，也往往是“一路通”。眼看原本比自己强壮的朋辈先后仙逝，先生自是伤感万分。(14)作为“始作俑者”，我只是谈论自己的切身感受，并非学术史判断。因我1984年秋到北大念博士，那时，文学专业的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等已经去世，这才有“四老”而不是“五老”或“六老”的说法。 没想到当初随意说出的一句话，辗转传播，十多年后，俨然成了权威论断。事后想想，这无意中划定的圈子，也自有其合理性——四位先生均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都与朱自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借助这四位教授人生轨迹与学术思路的演进，或许可谈出很多有趣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