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文学与史学的互动 作为现代中国第二代文学史家(53)，吴、林、季、王进入大学教书时，学制及课程早已定型，由不得你自由挥洒。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文系教授的政治立场、理论意识以及教学方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时至今天，以“文学史”作为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却依旧屹立不动(54)。因此，半个多世纪前围绕林庚《中国文学史》的争议，至今仍有典范意义。 1947年5月，已从长汀复原回到厦门的厦大，计划出版“大学丛书”，首先选择了课堂效果极佳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此书共四编，分别是“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前三编1941年厦大出版组曾刊行油印本，第四编是正式出版前一年赶写出来的。在《自序》中，作者称：“我计划写一部文学史，大约在十二年以前，那时我开始担任中国文学史这门课。”(55)但我更相信林庚晚年的回忆：“我在到厦门大学之前还没有写文学史，上课时也就写点讲稿。后来到了厦大才开始写，分期的题目也是到厦大以后才有的，以前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题目，什么‘文坛的夏季’呀，‘知道悲哀以后’呀，像这些东西，在北京讲课时还没有呢，只是一般地按着时代去讲就是了。”(56)为上课而准备讲稿与独立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两回事情。抗日战争中，厦门大学没像其他大学那样内迁西南或西北，而是避居闽西长汀，坚持办学，这一相对独立的学术处境，是促使林庚独立撰写《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因缘。除了讲课的实际需要，还有就是可以彻底放开，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而不必顾虑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这些“奇奇怪怪的题目”，不可能出现在此前的北平民国学院，也不可能在昆明或重庆的学界获得认可。应该说是抗战中厦大的特殊环境，与林庚本人的才情互相激荡，才有可能孕育出如此奇葩(57)。 在初刊2003年的《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林庚先生访谈录》中，林庚曾描述当初在闽西山区讲课时的情景： 到了厦大后，我把精力集中到文学史上了。光是这些题目就很能吸引同学，所以有好些外系的学生也来听课，因为题目很吸引人。我上课时，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写上“文坛的夏季”，台下的学生就很兴奋。我讲汉代是“夏季”，在它之前是讲先秦时代，我把先秦时代一讲称作“知道悲哀以后”，就是说，《诗经》那样的作品还是属于童年阶段的东西，还没有多少真正深刻悲哀的东西，到了战国时代呢，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到悲哀了，我举了墨子的“悲染丝”、杨朱的“伤歧路”，这才是真正地认识悲哀。认识悲哀是青春的特点，是少年时代的特点，儿童时代是认识不到这么深的。所以我觉得战国时代就是动荡的、开始认识人生悲哀的时代。到了两汉呢，好像是最痛苦的时期过去了，最热闹的时期过去了，取得成果了，天下也统一了，也安定了，就像是到了夏天，有点疲倦了。春天的时候太劳累了，东看西看，美不胜收，到了夏天就进入“沉沉好睡”的状态了。我用这样的形象来讲课，学生很愿意听，所以只要题目一写出来，台下就会有很强烈的反应，这都是到厦大以后才有的。(58)这里举的例子，都属于第一编“启蒙时代”；但全书的基本风格，于此可见一斑。如此形象且个性化的讲授方式，可以推想演讲者的风采以及课堂的氛围。讲课时擅长营造诗意，林庚的这一特点，日后延续到北大课堂，不同时期的学生都拍案叫绝：“他那样的声情并茂，神采飞扬，简直和盛唐诗人的少年精神融为一体了”；“先生用的几乎是诗的语言，而他本人便如同是诗的化身”(59)。 可当这些课堂上极受欢迎的讲述落在纸上，成为一部堂而皇之的著作时，却没有得到学界的热烈反响；相反，初刊1947年10月《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的《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开篇就是： 这一部《中国文学史》不仅是著作，同时也可以说是创作；这不仅因为作者的文辞写得华美动人，和那一些充满文艺气味的各章的题目。这些固然也是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贯彻在这本书的整个的精神和观点，都可以说是“诗”的，而不是“史”的。(60)书评的作者王瑶，当初是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日后成为林庚在北大的同事。虽然此长篇书评的结尾称，“这部书除了我们所提到的文辞的华美和结构的完整以外，书中所举的诗篇等例子，都是经过一番心思来选择的，都有比较完满的代表性”，但全文再三论证的是：“这部书是‘诗的’特点超过了‘史的’”，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著作，还不如说这是一部创作”(61)。如此评价，对于一部学术著作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打击。 其实，自“文学史”这一学科诞生以来，到底应该强调“文学”的因素还是突出“史”的意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诗的”林庚恰好碰上“史的”王瑶，加上作者年轻气盛，书评写得很不客气。相对来说，林、王二位的老师朱自清，对此书的评价比较公允——也可以说比较“骑墙”。朱自清为林著《中国文学史》所撰序言，结尾是： 著者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在许多节目上也有了新的发现，独到之见不少。这点点滴滴大足以启发研究文学史的人们，他们从这里出发也许可以解答些老问题，找到些新事实，找到些失掉的连环。著者更用诗人的笔写他的书，虽然也叙述史实，可是发挥的地方更多；他给每章一个新颖的题目，暗示问题的核心所在，要使每章同时是一篇独立的论文，并且要引人入胜。他写的是史，同时要是文学；要是著作也是创作。(62)这篇序言，表扬之中隐含着某种批评。尤其“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这样的立场，更接近王瑶而不是林庚(63)。至于称此书很好读，“这在普及中国文学史上是会见出功效来的”，更不是很正面的评价(64)。但作为曾经的新诗人、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对林庚的“锐眼”以及“用诗人的笔写他的书”，还是持欣赏态度的。这一点，对比朱自清序言与王瑶书评，看二人的遣词造句，可以分辨出来。林庚本人没有就此书评发表任何意见，但从其日后持之以恒地重写《中国文学简史》(65)，大幅度调整原先的论述，可见还是部分接受了王文的批评。而其中关于“少年精神”的论述，经由若干自我调整，终于成为林庚的著名论断之一。 林、王之间的分歧，某种程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史研究思路，而这与作者各自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在清华读本科时，林庚已经是名满校园的著名诗人，1933年夏甚至以诗集《夜》作为毕业论文(66)。毕业后的林庚，在清华中文系担任朱自清的助教，也协助闻一多批改国文课作业。可一个学期后，林庚放弃教职，南下上海。各种传记及年表都称是林庚“准备专门从事创作”，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林庚诗选》的“后记”也有类似的表述。但我注意到，2001年1月林庚与孙玉石谈话时，称自己去上海不是为了找工作，只是因哥哥在上海有房子，吃住都不用费心，“我就是去看看”。2004年2月，林庚与孙玉石聊天，再次谈及此话题：“当时我想留在清华任教，但有些教授不同意，就没有留下。我年轻气盛，很有些愤愤不平。”(67)1933年年底清华校园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助教林庚必须离开北平南下上海，目前没有直接材料。不过，系主任朱自清的日记，起码让我们明白当初林庚在清华的处境。 先说1933年8月18日的故事：“今日下午开招生委员会，林庚缺一点二分，不及六十分，未取。余未力主；若力主，或尚不致无望也。”(68)朱自清日记记录的是研究院招生的情况。没能成为研究生，林庚于是留下来当朱自清的助教。可该职位大概是不固定的，这才有一学期后的离职。林庚一直期盼能留在清华教书，系里教授也有极力推荐的。读朱自清1935年5月8日日记可见： 林庚《诗五首》，由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翻译，发表于《诗歌》杂志(一九三五年四月，卷四十六)，此固甚光彩之事。为此，林希望得到本校新诗习作讲师席位，俞、王两君向余表达此意，当予谢绝。(69)过了一周，朱自清日记又有：“闻一多来访，他推荐林庚，谢绝之。”(70)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大谈闻一多研究《楚辞》的新见解，以及陈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文章如何有新意，可见兴趣在学问而不是诗歌。不是私人关系问题，从1931年8月起，也就是转入中文系学习的第二年，林庚的名字便不时出现在朱自清的日记中(71)。朱自清对林庚的诗作评价很高，但对他作为学者的潜力则不无疑虑。 以当年清华中文系的学术要求，没有给以诗歌而非学问见长的林庚讲师位置，一点都不奇怪。不要说这位以诗集为毕业论文的青年学生，即便在清华教书多年，长期出任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内心也都十分紧张，假期里开列阅读书单，不断督促自己补课，生怕人家说他没学问。1936年3月19日，以新文学起家的朱自清，甚至在日记中写下： 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72)如此强调学问(尤其是古典学术)的校园氛围，其实是不适合林庚的。而才华横溢的诗人，离开学术传统深厚的清华，避居“与外界几乎是处于半隔绝的状态”的战时厦大(73)，一旦需要讲授文学史，不可能按部就班，必定会翻新出奇。 王瑶可就大不一样了，1934年入读清华中文系，两年后出任《清华周刊》第45卷总编辑，也算是校园里的活跃人物。虽说同样喜欢舞文弄墨，王瑶不写小说或诗歌，就像其自述所说，“我是在大学读书时开始写论文的”(74)。经由一番坎坷(75)，1942年秋在西南联大正式复学时，王瑶已经心无旁骛，立志成为第一流的好学者。友人赵俪生的回忆很生动，也很有趣： 经过几个昼夜的畅谈，我们认为，进《宰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根本没有那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76)据老同学季镇淮追忆：“自昆明至北平六七年间，王瑶学长表现了学术上的努力和信心，累积深厚，识见敏锐，成绩卓著。”(77)约略就在这个时候，即将完成其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的王瑶，奉老师朱自清指令，为林庚著《中国文学史》撰写书评，自然是以“儒林”而非“文苑”的标准来衡量，这才有了上述略嫌严苛的批评。 在《中古文学史论》初版后记中，王瑶称：“我自己对于文学史的看法，和朱先生是完全一致的。”(78)其实不见得，作为文学史家，朱自清固然强调广义的史学，但也注重“古文学的欣赏”。而我们阅读王瑶的所有文学史著作，文学性始终不是其关注重点。1984年为重版《中古文学史论》撰写题记，王瑶依旧强调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与规律性，而不是作家的个人才华或作品的艺术形式(79)。借用早年书评的说法，这一学术立场，明显是偏于“史的”，而不是“诗的”。 若借用“诗的”与“史的”这对概念，则林庚的同学吴组缃偏于前者，王瑶的同学季镇淮偏于后者。而这同样是早年的学术经历决定的。 在清华中文系读本科期间，吴组缃已发表短篇小说《官官的补品》和《箓竹山房》，念研究院一年级时，更有《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名篇问世，短篇小说集《西柳集》也由上海生活书店刊行。可以说，作为小说家的吴组缃，起点很高，前途一片光明。可是自1941年完成长篇小说《鸭嘴涝》——日后接受老舍建议，改为“醒豁，响亮，切合内容，字面也较为大方的”《山洪》(80)，此后吴组缃再也没有重要的小说作品问世。这一年，吴组缃才33岁。第二年起，因生活窘迫，吴开始在中央大学等校任教。虽然曹禺、朱自清等也曾劝其不要放弃写作，要囤积生活经验，努力撰写长篇小说(81)，可吴组缃最后还是让诸多师友及读者失望了。1987年，吴组缃为自家作品选写序，其中提及： 许多偏爱我的论者多指责我写的太少。我很惭愧。我是早婚的，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已有三个孩子。我志愿搞创作，但当时时有时无的稿费，无法养家活口。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不得不从事教学工作。(82)以吴组缃写作之精雕细刻，是无法靠稿费为生的。除了生活压力，还有一点，作为小说家，在学院环境中处境颇为尴尬，必须赶写文学评论或学术论文，否则难以立足——这恐怕是吴组缃过早停止小说创作的主要原因。 据说吴组缃与季镇淮曾经有过激烈的争吵，“季说吴不懂历史，吴说季不懂文学”(83)。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二人虽私交不错，但文学及学术趣味相去甚远。作为闻一多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季镇淮曾在一次“集体考据”中得到导师的大力赞赏。初刊《国文月刊》第二十二期、现收入三联书店版《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的《“七十二”》，在“附识”中，闻一多专门提及此事(84)。如此学术起步，必定注重史学，且偏于考据。日后几十年，季镇淮严守师训，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为注释龚自珍《咏史》的首句“金粉东南十五州”，季镇淮竟辗转反侧二十多年，以至一旦获解，兴奋异常。这个常被弟子提及的故事(85)，确实很能反映季镇淮的学术品格。 作为文学教授，个人才情与学术志趣不同，有人偏文，有人重史，这本来很正常。只是自“整理国故”运动兴起，“1920年代的中国学界，对考据的推崇乃至迷信，直接导致了知识类型的转化，那就是诗学的衰落与史学的兴起”(86)。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大学中文系普遍重研究而轻创作。 追求“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的林庚(87)，1994年撰《悼念组缃兄》，其中有段话发人深思： 60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我们走的是共同的一条道路，都“以教学为业而心在创作”，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像我们俩这样把研究的兴趣一心挂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奥秘上，的确是并不太多的。(88)这自然是林庚的“夫子自道”。不过，这里强调的不只是自家诗文或小说创作的成就，而是如何探究“文学艺术创作的奥秘”。晚年的林庚，摆脱各种外在或内在的羁绊，显得越发自信，不仅出版了一半诗选一半诗论的《问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而且多次谈及创作经验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如批评学界多谈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而“对于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反而接触得显然很少；甚至于不敢接触，怕被扣上纯艺术论或形式主义之类的帽子”；“我能写这样的《论诗稿》，是因为我有创作经验呀，你没有创作经验，你怎么能分析它呢？”(89)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自由转换，这其实很不容易。文人选择教书为职业，不见得是个人兴趣，一开始很可能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也会痴迷其间。诗人转化为学者后，很多就此停止歌唱(如闻一多)；若鲁迅之兼及小说与小说史，朱自清之将散文与学问融合，以及林庚之悠游于诗歌创作与诗史研究之间，都是极为难得的成功经验。 虽不一定明说，但我相信，吴组缃及林庚的自我感觉，首先是小说家或诗人，而后才是文学教授⑤；即便撰写学术论著，如《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及《西游记漫话》，也以文学趣味而非史学功夫见长——作者倾向于直面文本，直探“文心”，而不太注重考证，也不怎么与中外学界对话。这与王瑶、季镇淮之以文学史家为终身志业(91)，因而侧重史料考辨与理论分析，有明显的差异。两种不同的选择，只要做到极致，都值得欣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