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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妨或花家舍（之三） 和自己的曾外祖父（陆侃）、外祖母（陆秀米）以及父亲（谭功达）比起来，《春尽江南》的主人公谭端午似乎拥有一个大异其趣、逆时而动的人生轨迹。在格非过于审慎的叙事逻辑中，谭端午是个很优秀的诗人（至少曾经很优秀），却不幸遭遇了诗人和诗歌能够遭遇到的最坏的那个“恶时辰”：“现代性”时代（或称强人时代）。“现代性”时代决不仅仅是时间性的，同时也是空间性的——它认领了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谓“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全部特点[1]。这个硕大无朋的时代或空间的最大特点，据说是“可以用美元来估算人命”[2]；它公开的秘密和核心主题，据说就是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利润成了这个时代高高在上的“大他者”和劲道十足的春药：“1＋1=3是正确的，1＋1=2就大错特错了——因为‘2’里边没有包含命定的利润和利息。‘3’就是强人时代真正的乌托邦，是建立在地上的上帝之城。”[3]谭端午在上海某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几经辗转，最后供职于江南某市的地方志办公室——他父亲曾经荣任县长的梅城县，在行政上，就隶属于这个地级市。从小说的叙事语调中推测，他很可能将终老于这个职位。相对于“3”发出的殷勤召唤，诗歌和诗人身份的荒诞不经不证自明；在一个可以用美元来估算人命的时代，供职于地方志办公室的滑稽特性不言而喻。但谭端午却觉得这份差事跟他的个性十分匹配：他不用每天去坐班（因为确实没什么事情可做），他有大把时间欣赏古典音乐（他是个标准的发烧友）、阅读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利润的《新五代史》，以及像他的“花痴”父亲那样长时间地发呆。而发呆，谭端午早就在心中暗暗发愿：正好可以当作自己下半生的事业。 与谭端午完全相反，妻子庞家玉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律师，不仅努力工作、拼命赚钱，还逼迫读中学的儿子，必须要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并为此不惜对儿子若若施以暴力。在庞家玉看来，她丈夫“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4]。她因此痛斥谭端午：“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春尽江南》，第13页）庞家玉十分清楚，那些一门心思为“现代性”时代效力、辩解的专家们，“非常通晓物品的预期寿命：洗澡间三年，起居室五年，卧室八年……”[5]这种局面的出现，据说是因为有“现代性”时代撑腰的消费社会，是一种“被迫感觉到舒服”的变态社会[6]。因此，被这个巨大的空间形象挟持的所有人，必须要应和、呼应“现代性”时代发出的热切吁请，将一切没用的东西（比如诗歌）全部摈除，才能腾出时间，专心致志地对“3”展开有效的追逐，才能应对“物品”们早已命定的寿命带来的麻烦——只有足够多的钱，才能换取物品的复活与继续呼吸。面对妻子的痛斥，谭端午居然逆着“现代性”时代的内在语义，下定了“每天堕落一点点”的决心（《春尽江南》，第8页）。他似乎很认可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老冯对他的开导：“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春尽江南》，第47页）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谭端午从隐秘的角度，在一个一门心思追杀桃源梦的“现代性”时代，继承了曾外祖父、外祖母以及父亲曾经热衷过的桃源梦：对诗歌和失败者身份的自觉追求，正切切实实构成了谭端午的愿望意象；通过对“每天堕落一点点”的不断索取，他苦苦守护着这个已经完全不合时宜的梦境。和自己的先人比起来，谭端午充其量只能算作桃源梦运动员的个人主义者——他从不曾指望像先人那样，去建立失败者公社、诗歌公社一类的桃花源。从“现代性”时代的方向看过去，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多余人，是累赘，是叛徒，是疯子；但出乎所有人（包括他已故的前三代亲人）意料的是：谭端午本身就是一个走动的、肉身意义上的桃花源。他穿梭、往来和出没于“现代性”时代，却势必要跟它的每一个空间形象身上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为谭端午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空间形象，因为桃花源就寄居在他身上，或者，他的身体就是一个袖珍版本的桃花源——他拥有一个不断向内陷的应是空间。当他的桃花源（！）遭遇利润和围绕利润组建起来的一切事情、空间、观念和事物时，不适感是极其明显的，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但谭端午之所以没有像他的曾外祖父那样发疯、离家出走，靠的正是短语“不妨……”当中暗含的神奇力量——很有趣，不是么？ 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女士讲得十分精彩：“只要说出，事情就发生。把一个人打入地狱是如此容易，所以如此诱人，只需要一个经济实惠的音节，就大功告成。”[7]反过来说，情况也必将同样如此：将一个人从崩溃的边缘拉回，将一个人推出地狱享受阳光，也只需要一个“经济实惠的音节”。庞家玉为要不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律师研讨班犹豫不决（她确实有太多工作要做），便“强迫”谭端午给出参考答案，后者只好“字斟句酌”地说：“不妨去去。”（《春尽江南》，第7页）庞家玉的乡下表叔为一件官司询问谭端午（庞家玉去北京开会了）：他们可不可以用死者的遗体，去派出所“诈他娘的一回尸”，以便要挟派出所从而赢得官司？被逼无奈，谭端午再次“字斟句酌”地说：“不妨试试。”（《春尽江南》，第12页）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讲过：即使“一个词语可能只在整部作品里出现一次，但籍助于一定数量的转换，可以确定其为具有结构功能的事实，它可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8]。借助于巴尔特的睿智，仰仗他给出的思想疆域，短语“不妨……”完全有资格自我宣称：它就是《春尽江南》专门为谭端午制造出来的普遍语境，笼罩着、浸润着和修饰着谭端午所有的动作/ 行为，也为谭端午免于崩溃、毁灭和神经失常，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智。 “不妨……”深刻地意味着：在谭端午和“现代性”时代之间（一定要注意“现代性”时代的“时空压缩”特性），最多只拥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切点；他是这个时代的局外人，依靠面积最小的切点（假如切点有面积），尝试着跟“现代性”时代发生最微不足道的关系。而短语“不妨……”内部暗含的不确定性，还额外给谭端午的动作/ 行为捎去了绝对的被动性，直到最后成功地将他迎进动作/ 行为的梦游状态和恍惚状态：那里，才是一个多余人的家园，那里，才是同局外人相匹配的领地。齐泽克对梦的深刻解析，或许有助于理解谭端午的梦游和恍惚状态——当然，这得采用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视角才能有效：“正如雅克·拉康所言，真实具有一种虚构的结构：在梦乃至白日梦的伪装之中出现的东西，有时就是社会现实压抑着的隐藏的真实之显现。这就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最终教诲我们的东西：现实是为那些不能忍受梦的人准备的。”[9]同王观澄的花家舍、郭从年的“人民公社”中的梦游特性很不一样，谭端午的梦游状态不单单来自他个人性的桃花源，更来自他的桃花源与“现代性”时代之间的冲撞与对照：“现代性”时代强调实惠、倡导理性、颂扬利润的狰狞面孔，谭端午的桃花源则强调务虚、倡导唯美和颓废、颂扬失败的柔美表情；前者把有时间性的生活和有速度性的生活发挥、推演到了极致，后者仅仅是从那个渺小的切点处，既意外又必然地获取了有时间性的生活、有速度性的生活的一个小切片——正是依靠这一点，不仅让谭端午获取了动作/ 行为上的被动性、梦游和恍惚状态，也给他看起来貌似正常的生活带来了契机、赢得了活命的粮食。灰色的桃源梦运动员谭端午，在无限透支了“不妨……”内部的全部神力后，终于守住了自己的梦想，在一个越来越嚣张、越来越“被迫感觉到舒服”的消费主义社会，成功地“一天天地烂掉”…… 因为参加一个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谭端午在恍恍惚惚中，跟着朋友来到了花家舍。如今的花家舍，早已物不“是”人已“非”。根据格非和《春尽江南》的联合报道，当年湖心小岛上的公社招待所，变作了豪华宾馆；像多年前的外祖母和倒霉的父亲一样，谭端午似乎命中注定，也将下榻于湖心小岛。此时此刻，他和父亲、外祖母的关系，就像梁宗岱说的那样：“两个相同的命运，在一刹那间，互相点头，默契和微笑”[10]——虽然“点头”、“默契”很可能真的存在，但“微笑”必定是凄楚的；而对岸曾经整齐划一的房子，被清一色的酒吧、休闲会所和色情场所所覆盖，最高处带烟囱的殡仪馆，则被高高的佛塔取代，只有郭从年留下的风雨长廊“顺着山脊，蜿蜒而上，一直通到山顶的宝塔”（《春尽江南》，第308页）——风雨长廊早已丧失了曾经不无强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仅仅充当花家舍的旅游资源，吸引游客，赚取利润：它摇身一变，成了“3”的弄臣和玩偶；而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往事、消失了的桃花源、血腥的革命、杀戮和统一表情的学习班，都被一股脑儿改编成滑稽剧，在舞台上滚动式地上演，供游客欣赏，博游客一笑，也算向他们展示了花家舍独特的历史人文，但目的还是为了向数字“3”效忠（《春尽江南》，第330-331页）。郭从年像早他一个甲子的土匪总揽把王观澄一样，精确地预言了“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倒掉；但他比王观澄更进一步，还预见到了“现代性”时代的诞生：“三四十年后的社会，所有的界限都将被拆除；即使是最为肮脏、卑下的行为都会畅行无阻。举例来说，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五音不全而成为全民偶像，而两个男人要结婚，也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世界将按一个全新的程序来运转，它所依据的是欲念的规则……”（《山河入梦》，第374页）——但说这话的那个驼背老人现在哪里？他的命运和结局是什么？“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这一切，都无法从小说中寻找答案——答案只在读者满怀惆怅的猜测、想象之中。毫无疑问，“一个存在者的欲望，就构成了我（I）这样的存在者”，而“这个‘我’是‘有欲望的我’或者‘欲望之我’（the I of a Desire or of Desire）”[11]。应和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强硬逻辑，花家舍一如郭从年所说，确确实实变作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色情于一体的空间形象，它尊崇“欲念的规则”，认“欲念的规则”为新的价值观和守门人，疯狂、颓靡、肉体的白浪按照利润的指令四处翻腾，昔日的风骨、气息早已烟消云散，荡然无存…… 谭端午：那个行走着的桃花源；谭端午：那个集个人和空间于一体的特殊“事物”——他的身体和念头，住进了由他的身体本身搭建而成的空间形象之中。因此，谭端午和充满肉欲的花家舍会面，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作为桃花源的谭端午与花家舍相遇；作为桃源梦运动员的谭端午与花家舍相遇。前者意味着两个空间的相见，它们是如此陌生，几乎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在它们之间，仅仅拥有一种相互扑空的动作韵味，只是由于花家舍巨大的体量产生的地心引力，将作为桃花源的、正在做倒栽葱“科”的谭端午给吸附了过去，让它处于半站、半倒的悬空状态，让它和花家舍之间，刚好形成了一个四十五度的锐角；后者意味着某个人进入了某个新质的空间，必然要受制于这个空间身上暗藏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同“现代性”时代只存在一个小切点的谭端午，不可能接受花家舍身上的意识形态——他只是受制于这种意识形态（即“欲念的规则”）。渴望“一天天地烂掉”的谭端午，这个多余人，数字“3”的旁观者，不愿意走出由自己的身体构筑的桃花源。他只是极为表面、极为虚假地居住在湖心小岛的宾馆里。像在其他任何空间形象当中一样，谭端午在花家舍也为自己创造了双重的“住”：先住进身体性的桃花源，再把装载了桃源梦运动员的桃花源，放进湖心小岛的豪华宾馆的某个房间的某张床上——谭端午和花家舍（包括整个“现代性”时代）之间，始终隔着一堵墙；这堵墙的厚度，大体上就是他的身体的厚度。但这个厚度却又不是他的身体本身提供的，而是短语“不妨……”提供的——对于无聊的诗歌研讨会，他本来就抱着“不妨去去”的心态。 “不妨……”之中暗含的不确定性，能够抵消魔念中暗含的那个无法被清除的悖论吗？至少，谭端午依靠“不妨……”的内在语义，成功地拯救了自己；通过一个切点，他虚假地活在“现代性”时代、真实地活在一个向内陷的应是空间当中，既没有像陆侃那样发疯，也没有像陆秀米那样郁郁而终，更没有像父亲那样享用牢狱之灾，当然，也不会有王总揽把那个更为悲惨的结局。他拥有一个完整的桃花源，仅仅是缺了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切点，因而从来未曾认领过自身的反讽性产品（即山寨版桃花源）；他也有自己的风雨长廊，他就是自己的“大他者”。虽然他身边到处都是人群，但人群再也不是拱廊街的产物，而是利润的追随者、“3”的拥戴者；他用自己的身体（桃花源）装着自己的身体（桃源梦运动员），清醒地行走在自制的风雨长廊——他表面上的恍惚和梦游状态，仅仅是“现代性”时代对他的动作/ 行为的错误观察。他把惩罚性的失败者身份，直接当作了“现代性”时代给予他的奖品。他是一位当代英雄，是百年来中国桃源变形记的终端产品。谭端午的出现，既让“江南三部曲”回到了它的逻辑起点，又最大幅度地偏离了逻辑起点，但这个偏离，这个暗藏在小说字里行间的“华丽转身”，或许刚好是“江南三部曲”的真正目的：桃源梦固然给近百年的中国带来了灾难，确实能让人发疯，但抛弃最基本的梦想，强化对桃源梦传染性的免疫力，唾弃对应是空间的追求，我们就一定会获得幸福么？ 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更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 2012年5月7-21日，北京魏公村。 ———————————— 注释： [1]参阅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0页。 [2]查尔斯·泰勒：《现代性隐忧》，前揭，第39页。 [3]敬文东：《指引与注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 [4]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3页。本文凡引该书，只随文附注页码。 [5]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p.81. [6]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前揭，第284页。 [7]露丝·韦津利：《脏话文化史》，颜韵译，文汇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8]罗兰·巴尔特：《批评与真实》，上海人民出版社，温晋仪译，1999年，第66页。 [9]斯拉沃热·齐泽克：《弗洛伊德—拉康》，前揭，第7页。 [10]梁宗岱：《诗与真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86页。 [11]科耶夫（Alexnader Kojeve）：《黑格尔著作导论》，汪民安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