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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念头（魔念） 遵照格非的叙事学安排，初潮之后约莫六七个年头，陆秀米不得不听从作者的命令，在有花轿、唢呐和仆从相伴的成亲路上，突遭土匪绑架，连夜摸黑经水路，被运往一个名叫花家舍的小村子；而早于秀米七年多被掳到这里来的，是一个叫韩六的中年尼姑。经由土匪们隔三差五、粗鲁野蛮的轮番耕种，前尼姑韩六“还生过一个孩子，没出月就死了”（《人面桃花》，第88页）。花家舍，这个表面上平静、美丽、整齐划一、看似富足安闲的村庄，这个在“江南三部曲”的叙事逻辑中，已经臻至桃花源之完美境界，却又奇迹般堕落为土匪窝的弹丸之地，它的“总设计师”，是一个名叫王观澄的道士兼土匪总揽把（即土匪头领中的老大）。此人在清朝同治六年进士及第，像陆秀米的父亲一样，也曾做过级别不算太低的地方官员，厌倦俗世、俗务之后，一路辗转寻访，终于找到安静、祥和、偏僻的花家舍隐居清修，已做好了不问世事的准备、下定了独与天地之大美相往来的决心。 有一个疑问，让初来乍到的陆秀米百思不得其解：“王观澄辞官隐居，本欲挣脱尘网，清修寂灭，怎么会忽然当起土匪呢？”前出家人韩六轻描淡写地给出了答案：王观澄是“被自己的念头缠住了”（《人面桃花》，第129页）。其实，早在做姑娘期间，陆家大院内忠心耿耿的仆人宝琛就告诉过秀米：“有些事，在心里想想，倒也无妨，你若果真要去做它，那就呆了”——比如说，在普济村修建风雨长廊，就是只能想不能做的事情，否则，发疯几乎就是必然的结局（《人面桃花》，第121页）。秀米的老师丁树则，与陆侃反目成仇的前好友，一个浑身布满酸腐气息的乡村知识分子，也曾在秀米面前，痛骂过陆侃心中的魔念：“桃源胜景，天上或有，人间所无。世上只有令尊这等的蠢材，才会这样去胡思乱想，白白让自己发了疯。”（《人面桃花》，第121页）丁树则、宝琛只观察到魔念（或念头）是坏结局的原始胚胎，因为在普济村明摆着只有一个发疯的陆侃能够为他们的观察作证；而在岛上足足呆了七年之久的韩六，却有足够的能力，看透王观澄的魔念以及魔念生产出来的坏结局，因为她就是这个坏结局的目击者。韩六说：王观澄“想在人世间建立天上的仙境”，刚来花家舍时，他还“心心念念要以天地为屋，星辰为衣，风雨雪霜为食……到了后来，他的心思就变了。他要花家舍人人衣食丰足，谦让有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天台桃源”（《人面桃花》，第129页）。既然是天台桃源，既然立志要把花家舍给“大同世界化”，就必须修房造屋、开凿水道、辟池种树，还要煞费苦心地构筑规模浩大、惠及百家的风雨长廊，而花家舍恰好山旷田少，财力不足，无奈之下，只好干起土匪的营生，彻底违背了当初的美好念头，把好端端一个世外桃源，弄成了血腥之地：王观澄最后死于非命，土匪窝（或称前世外桃源）也因为各位当家人之间的权力争夺毁于一旦——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的算计和争斗，最终被旨在推翻满清、建立另一种性质的桃花源的革命党人所利用（这些人都是秀米母亲的情人张季元的同伙）。看起来，魔念内部确实暗含着无法被清除的悖论：一个美好的念头，会导致美好局面的大驾光临——花家舍确实作为桃花源短暂地存在过；但就是这个美好念头，又似乎必然会转过头来，催促美好局面的烟消云散、大卸八块——花家舍的血雨腥风、五当家居然“与两头山羊一道被人剁成了肉酱”，连收尸都不可能（《人面桃花》，第124页），就是最初的美好念头给出的优质馈赠[1]。就令人称羡的桃花源而言，美好念头最终生产出来的，似乎只能是它的反讽性产品——山寨版桃花源：一个集善恶于一体、集桃花源和土匪窝于一身的搞笑怪物[2]。徐志摩对这种现象有过十分敏锐的观察：那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他们不知道，“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3]很显然，悖论从来就不可能是辩证法，却又比辩证法更具有喜剧效应，因为后者顶多只意味着“变卦”，完全可以被清除干净——这或许就是理查德·罗蒂所谓的“革除其哲学习惯”（kick the philosophy habit）[4]。 有格非的教导与鼓励，韩六总算参透了魔念、桃源梦和毁灭之间休戚与共的亲缘关系：哪怕是对最美好境界的设想，也会因魔念的自我繁殖和对自我繁殖的无力控制，迫使人们不断向废墟和死亡的方向一路狂奔，最终导致山寨板桃花源的横空出世。还是得到过格非公开支持和首肯的韩六说得精辟：一开始，仅仅拥有隐士身份的王观澄“只是动了一个念头，可这个念头一动，自己就要出来做事，不由他来做主了。佛家说，世上万物皆由心生，皆由心造，殊不知到头来仍是如梦如幻，是个泡影”（《人面桃花》，第130页）。秉承格非的叙事学旨意，先失身于土匪、再失信于佛祖的韩六肯定再清楚不过：每一个念头，都有它自己摆脱不掉的宿命，都有它的疯狂、灵感和想象力，但最终都会发生霉变，脓肿、流血、艳若桃花却面目全非；即使是最高尚的念头，也会因自身的腐烂、变质，彻底沦为魔念——“念头”从字面上看过去，仅仅是“魔念”的胚胎和初始阶段，但它注定要发育、成长，直到青面獠牙、浑身毒刺。韩六经格非点头、批准，才泄漏出的魔念“一条龙”式的对坏结局的生产流程，或许正合德国诗人摩根斯坦（Morgenstern）的绝妙隽语：“栅栏上有间隔，可以让你看到从‘因此’（hence）到‘从此’（thence）。”[5]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曾经说过：“人们彼此之间能够看见、听见和猛击对方的身体，但他们彼此之间却无法看见和听见对方的内心活动，也不能对它们发生作用。”[6]但归根到底，还是一向“算”无遗策的赖尔最终令人遗憾地失“算”了。与桃源梦十分相似，魔念也是一种可以传染和自我繁殖、像“铀238”那样自我裂变的“事物”；桃源梦和人性深处对幸福的渴望，既相吻合又有冲突：桃源梦满足了人性对幸福的想象，但十分吊诡的是，人性又从不愿意接受一个死水一潭的社会，而桃花源——它无疑是桃源梦的现实化——恰恰是静止的、不支持任何速度的理想性空间（对此问题后文将有详细阐发）。因此，尽管我们无法“看见”和“听见”别人的“内心活动”，但仍然能对它们“发生作用”——这中间的要害仅仅在于：世外桃源从来就不是老子想象的那样，意味着权力的消退、消停和消解[7]。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有一个紧咬牙关的判断：“没有大他者”（“il n’y a pas de grand Autre / there is no big Other”）。对此，齐泽克（Slavoj Zizek）给出的阐释很可能是正确的：“从根本上说，大他者乃是现象的秩序，”这个东西不仅不为人们所需要，甚至压根儿就不该存在、也决不会存在[8]。搭帮了魔念（或念头）的操控与唆使，无论是总揽把王观澄，还是他手底下几个曾经以兄弟相称的土匪头领，都不大可能接受这个格外藐视权力的观点——为了充任花家舍的“大他者”（big Other），抢夺桃花源的总舵主，他们不惜尔虞我诈、机关算尽，不惜一切兄弟视一切兄弟为寇仇，直到最后集体毁灭，把刚刚建成不久的桃花源，变作了死亡的稠密地带，却又正好同魔念及其内部暗含的悖论构成了绝妙的对称——很显然，权力才是男人真正的春药。再说了，即使真如拉康所愿没有“大他者”、没有“现象的秩序”存在，还有到处遛弯、四处转悠的魔鬼呢。所谓魔鬼，按照罗贝尔·穆尚布莱（Robert Muchembled）的理解，就是“分裂者”的同义词或同位语——挑拨离间向来是它从事的主要工作；而且，像功率奇高的魔念一样，魔鬼还很不安分地“躲在人类灵魂深处，不断威胁着先驱者想要建设的新世界”[9]。在这里，魔鬼和魔念几乎奇迹般的是同一个东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类似于手掌和手背的关系——魔念内部暗含的悖论，正完美无缺地充当了“分裂者”的角色。有鉴于此，王观澄和其他土匪头领们，肯定愿意像所有基督徒都想成为“上帝的运动员”那样，成为桃源梦的运动员；上帝的运动员“能够走严格的神圣之路、过最苛求的修道生活”[10]，受制于魔念及其内部悖论的桃源梦运动员，不仅能够走自以为最为严格的神圣之路，还能在幻想中，过上平静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拒绝流变和没有速度的生活。 “江南三部曲”在本质上是半倒叙型的作品，在它的骨殖深处，是对魔念的叙述，是为近百年来中国的桃源梦运动员制作的精神传记，是对桃源梦的超强传染性展开的深度反思，也是为桃源梦唱出的一曲深沉、柔美的挽歌——总而言之一句话，它就是关于桃源的变形记、世纪性的变形记，柔美、感伤、凄楚、颓废，但仍然霸气十足，以至于能够寸劲杀人。它有勇气预先给出答案，将魔念和魔念所有可能后果中的大部分，一股脑儿放在“江南三部曲”的开篇，接下来，才开始从容追忆这个结局的前世和今生。三部叙事时间前后相继的小说，分别享用、分有了魔念的特殊后果。秉承格非的叙事学旨意，参照古往今来历史事实，魔念在其入口处，早就不怀好意地设置了太多的分叉，以便诱使不同角色的人，走上自己命中注定的道路，诱使他们无限接近距离自己仅有一箭之地的命运：陆秀米在花家舍被土匪夺去处女之身后，受命运的差遣，走向了辛亥年前后的革命，以推翻满清为目的，号称要在尘世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明显抄袭了王观澄打理花家舍的思路和做法——有格非撑腰因而不得不睿智的韩六，对此早有先见之明（参阅《人面桃花》，第133页），却很不幸地至少在普济村一度化为了虚幻的现实；陆秀米的儿子谭功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搞疯他外祖父的桃源梦，居然援引到他主持工作的梅城县，最后功败垂成、免职下狱；谭端午则是桃源梦在嚣张、跋扈的商品经济时代的暗中认领者，恍恍惚惚的坚守者，最后成功地将自己弄成了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失败者，遭到了不少同代人的鄙弃[11]。也许美籍华裔学者徐贲关于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的言论，可以预先充当魔念及其内部悖论的解毒剂，却又不会影响“江南三部曲”因揭示这一切，所取得的大快人心的美学成就和叙事学丰碑：“在哈维尔的原创政治思考中，保持思想的活力是第一性的。他并不想用自己的政治理想去设计一个人间的乌托邦，设计‘一片上帝满意的、人人相互友爱、个个勤奋工作、有礼貌有道德、富足、甜美、光明的国土。’这种‘乌托邦理性’展现的是人的‘傲慢’。它反倒会给人间带来祸害和灾难。因为它太自以为是，它会执意去‘消灭一切与它不相符合、一切超越或扰乱它既定方案的东西’。”[12]把这段充当解毒剂的话预先放在这里显然意味着：对“江南三部曲”的论述，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有意为之的倒叙特性，这一点，很快就会被、也许已经被各位高明的看官觉察到了。 —————————— 注释： [1]参阅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28-318页。 [2]严格地讲，“江南三部曲”时期的格非是一个反讽主义者，“江南三部曲”就是反讽性的作品。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对反讽主义者有过很精辟的议论：“反讽主义者（ironist）必须符合下列三个条件：（一）由于她深受其他语汇——她所邂逅的人或书籍所用的终极语汇——所感动，因此她对自己目前使用的终极语汇，抱持着彻底的、持续不断的质疑。（二）她知道以她现有语汇所构作出来的论证，既无法支持，亦无法消解这些质疑。（三）当她对她的处境做哲学思考时，她不认为她的语汇比其他语汇更接近实有，也不认为她的语汇接触到了在她之外的任何力量。……相对的，反讽主义者是一位唯名论者（nominalist），也是一位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5－107页。） [3]《徐志摩全编》第二卷·散文（第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4]斯多塞（Scott Stossel）：《与理查德·罗蒂的一席谈》，李小科译，“人文与社会”网站：（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716/c1），2012年5月10日访问。 [5]转引自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零的历史》，冯振杰等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6]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页。 [7]《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这样的局面，仅仅是对象征世界的追忆和缅怀，从不曾在属人的世界上存在过（参阅敬文东：《牲人盈天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8—148页。） [8]参阅斯拉沃热·齐泽克：《弗洛伊德—拉康》，何伊译，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第14页。 [9]罗贝尔·穆尚布莱：《魔鬼的历史》，张庭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第293页。 [10]罗贝尔·穆尚布莱：《魔鬼的历史》，前揭，第105页。 [11]关于谭端午的失败者身份及其对于桃源梦的意义，本文其后将会详细论述。 [12]徐贲：《哈维尔的良知》，“爱思想”网站:（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122150705_2.html#），2012年5月11日访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