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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桃源图，桃花源 桃花源能够存在、能够得以显露真身的前提是：人对现实生活怀有不满情绪，大有从自己存身的“所是”（即is，即它本来的样子）空间，奔向“应是”（即ought，即应该的样子）空间的强烈愿望——别忘了，有且只有愿望，才是一切种类的意识形态当中，口径最大、体态最惹人注目，也最为火爆、嚣张的意识形态，具有最强大、最密集的生产动作/ 行为的能力[1]：桃花源内就住满了数不清的事情，但它们都拜愿望所赐。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曾帮腔说，想象力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因为想象力对应是空间发出了最热情的吁请、最浓烈的缅怀[2]；夸特罗其（Angelo Quattrocchi）等人引述过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的一张大字报，很可以为想象力的意识形态特性贡献并非微不足道的犬马之劳：“我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性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3]除此之外，桃花源想要显露真身，还需要一张可以按图施工，可以差遣、指挥与调剂砖石泥瓦各就各位的桃源图，以便同桃源梦相对仗。桃源图直接誊自桃源梦，桃源梦则直接抄自作为最大意识形态的愿望——桃源图在本质上，就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愿望意象：“集体力求不仅克服而且完善社会生产的不成熟和生产的社会组织的缺失。”[4]从所是空间奔向应是空间的冲动和愿望，直接催生、支持、诱导了桃源梦的超强传染性——虽然卡夫卡早就告诫过，在你与时代的对峙中，要对时代本身抱以同情，因为和人相比，或许时代更为不幸、也更加无辜，但单身汉卡夫卡的犹太式絮叨，丝毫不会妨碍几乎所有时代的人都不满意他们存身的那个历史境遇，都对自己认领的所是空间，怀有复杂、浓烈和深刻的敌意[5]，恰如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断言：“每一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6]；而所谓桃源图，作为一种硕大无朋的愿望意象，就是将完美的社会理想——或称应是空间——呈现在纸张之上的线条或彩色草案。它是关于应是空间的素描、工笔或静物画，也是挺立在纸面上的二维雕塑——它以寄居在人脑中的完美幻象为模特儿，却刚好与念头（或魔念）相平行，与愿望相对仗，附带着，还很凑巧地同桃源梦亲了个酸不拉唧的嘴、接了个彼此心照不宣的吻。 尽管那个依照人性和愿望塑造出来的草案落成、竣工之初，就已经标明了特定的行进方向、所需要的行走方式、所允许的行事速度，但仅仅停滞于胎儿状态，仅仅将毛茸茸的头部，对准了欲张欲合、一张一翕的子宫口，不过是随时准备启程、开拔而已；但真想要桃源图行动起来，让它发育、成长，继而来到人间、覆盖世界，让应是空间彻底替换所是空间，甚至获得应是空间自身的升级版，需要权力的特殊帮衬，需要进行全民总动员，必要的时候（肯定有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必不可少的强制性和残酷性——徐志摩的“血海”之喻，或许正是这个意思。很显然，相对于桃花源能否横空出世，拉康犯下了原创性的错误，齐泽克则至少带有阐释性的残疾——“大他者”绝对不可或缺，因为只有他，才能为繁杂的“现象”（比如群众）提供一定的“秩序”，以便起到保证从“因此”（hence）进到“从此”（thence）的作用。自晚清以来的百余年间，几代中国有志之士——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桃源梦运动员，曾弄出过样态不一的山寨版桃花源——莫不为他们心目中方案迥异的桃源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但必须要建立桃花源、必须要实现天下大同的初衷，却又非常一致[7]，纷纷许诺应是空间就在前边不远处，剩下的，仅仅是“同志仍需努力”。但魔念及其内部的悖论，却没有、也注定不会让列位桃源梦运动员称心如愿：光绪年间起而革命的陆秀米为此惨败之后长期自动禁语以至于郁郁而终，她的私生子谭功达在共和国初期为此丢了官职，继而进了牢狱、死在牢狱。这仅仅因为桃源图具有“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顽皮特性，仅仅因为支持、生产桃源图的魔念之中内含的悖论，具有不可克服的坚硬性、不可变更的遗传密码、无法修改其行进方向的基因片段——魔念及其悖论，只倾向于支持山寨版桃花源的不断诞生。看起来，一门心思诱导和鼓励桃源图被绘制出来的桃源梦——它是桃花源的发源地——根本就不缺乏幽默感：它不仅能让人发疯（比如陆侃），也有它格外仁慈、宽厚的那一面：要么让它的践行者在失败后的自我折磨中缓慢死去（比如陆秀米），要么因为践行失败丧失人身自由（比如谭功达）。当然，最高级别的失败，肯定是已经建成桃花源、实现大同，却又最终在桃花源的山寨性质的鼓励下死于非命（比如王观澄）。至于那个热爱诗歌与音乐、庸庸碌碌生活在商品经济时代、消费主义时代（即“现代性”时代）的谭端午，陆秀米的亲外孙，是否有能力避免魔念内部的悖论对他的毁灭性打击，这是桃源梦或愿望意象提出的另一个根本问题，急需要“江南三部曲”至少给出尝试性的解答…… 生命有遗传，在神秘主义的声援下，桃源图似乎也有它自己的遗传密码和双螺旋结构。在姥爷和外孙之间，在陆侃和谭功达之间，维系他们的，不仅是血缘，还有经由共同的桃源梦而来的疯狂命运——桃源梦的超强遗传性，本来就永不止歇地植根于人性深处、暗藏于人的愿望之中，何况还得到了来自血缘的暗中支持。血缘从基因的维度，给了传染性以双倍的能量、双倍的胆略——这种神秘莫测、只能理解为得之于天的“法力”，绝非微不足道的“人力”所能根除：从桃源梦的方向看过去，外孙几乎就是姥爷的转世灵童。格非很可能对桃源梦的传染特性参悟甚详：外祖父陆侃未竟的理想，经过二传手陆秀米手中的接力棒，似乎注定要让外孙来完成——这条得之于桃源梦和桃源图的隐秘线索，刚好不折不扣地成为了“江南三部曲”的前两部小说相互之间拥有必然亲缘关系的写作逻辑。 陆秀米郁郁而终后，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时间嫁风娶尘、远遁而去，鲜有痕迹。秀米虽然只活在“瞎子旁若无人地拉着胡琴”的那些“慢悠悠”的唱词里（《山河入梦》，第9页），却早已提前看到了儿子的身影和命运轨迹（《人面桃花》，第276页）：前新四军战士谭功达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之后，已经当上了中共梅城县县长（后兼任县委书记）。谭功达深受“大跃进”思想的浸染[8]，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数年内“赶英超美”一类乐观之极的理想主义信条十分热衷和迷信，更兼外祖父的神秘遗传，因而也有他自己的桃源梦。他依照自己的愿望意象和一个社会主义者特有的激情，绘制出了特色鲜明的桃源图。作为新一轮的、红颜色的桃源梦运动员，谭功达对应是空间的想象，很奇怪但也很自然地混合了毛泽东思想和外祖父不切实际的浪漫梦想。尽管他的桃源图并非出自传说中的韩昌黎——而是出自一位刚毕业的美术专业的大学生之手——但依然跟外祖父痴迷的那幅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处。他把桃源梦做得远比外祖父的更为酣畅和丰沛：陆侃仅仅想将普济村的各家各户用风雨长廊连接在一起，谭功达则想把梅城县的各个村庄用风雨长廊连接起来，让全县人民“既不用担心日晒，也挨不了雨淋”（《山河入梦》，第219页）。他滚烫着心情、兴奋着心跳，热情地管那份图案为“桃源行春图”，而每到晚上，“地图上的山川、河流一起进入他的梦中，他甚至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听到花朵在夜间绽放的声响。”（《山河入梦》，第219页）即便后来被关在监狱里，他也未曾忘记自己的红色桃源梦运动员身份，没有忘记“给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写信，并附上了一幅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懂的‘梅城规划草图’……”（《山河入梦》，第388页）。 远甚于发疯的外祖父的是：谭功达并没有将桃源图搁置一边不予理会，而是强行将对准子宫口的毛茸茸的头部硬往外拽，像那个被自己的念头缠住了的王观澄一样，真枪实弹、土法上马、热情洋溢地建造他的桃花源。他不顾大饥荒正在肆虐进行的严峻现实，没有进行任何科学论证，受桃源梦、桃源图的差遣、激励和教唆，脑袋一拍，就仓促上马修建普济水库，据说是为了给全县供电，让梅城人民前所未有地生活在有电灯的光明境地，结果大坝决堤，死人无算；他忧心如焚地“想了一个晚上”，立即决定开凿一条人工运河，将梅城境内的各个乡村连接在一起，以便“干旱时能引长江水灌溉良田，到了夏天洪水肆虐的季节，也可以排涝泄洪”（《山河入梦》，第86页），结果劳民伤财，无果而终……和外祖父型号小巧的桃源梦比起来，谭功达的桃源梦显然更疯狂、更具灵感、更有气魄、规模更加宏大，也更富想象力——他拓宽了陆侃所向往的应是空间的体量和振幅。绘制“桃源行春图”的那位大学生曾当面嘲笑谭县长不懂艺术（《山河入梦》，第219页），他哪里知道，谭功达听从应是空间的热切召唤，正扎扎实实地把政治直接弄成了艺术——而艺术，以追求完美为最高目的的艺术，很可能才是桃源梦和桃花源最真实、最准确的定义。如果谭功达没有因为大坝坍塌导致水淹七军被撤职，发疯就是可以想见的结局——实际上，相对于苍白、严峻、饿殍横陈的现实，他早就疯了[9]。他平生最好的朋友、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战友兼兄弟高麻子，就当面很不客气向他道出了个中实情：“你猜猜看，当我听说你被撤职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永远猜不到！我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有点暗自庆幸。坦率地说，我觉得你早就该下台了。你看看，好好的一个梅城县，被你折腾成什么样子了？！我也知道钱大钧、白庭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蝇营狗苟，利欲熏心，但总还是现实主义者吧？由他们来掌管梅城县，至少不像你那么离谱……”（《山河入梦》，第289-290页）“坏人”大便干燥一样的现实主义，也胜过“好人”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或许，这既是魔念内部暗含的悖论给出的结论，也是古往今来所有桃源梦运动员必将失败和被取代的原因。比王观澄既幸运又很不幸的是：谭功达的美好念头还没有来得及制造出山寨版桃花源就被提前抹去。但这到底是小说写作逻辑导致的结果，还是谭功达自身命运给出的结局？ 这也是个问题。 阿兰·图仑（Alan Touraine）有一个极为精辟的观点：“只有当一个社会完全抛弃乐园隐喻时，乌托邦才开始了它自己的历史。乌托邦是世俗化的产物之一。”[10]因为通常情况下现实生活太让人失望、太令人难以忍受，才导致了无神的、世俗的社会极度仰慕桃花源，才造就了桃源梦的传染性。但在此关键时刻，仍需要牢记宝琛的告诫，就像需要记住徐贲旨在“解毒”的劝导：“有些事，在心里想想，倒也无妨，你若果真要去做它，那就呆了。”希姆博尔斯卡（Wisawa Szymborska）以女性的温柔，很可能告诫得更为温柔敦顺、更具儒家士人称颂的君子之风：“有许多美好的诱惑/ 但它却是一个无人的岛/ 岛上只有过去留下的足迹/ 这足迹一直延伸到了海边/ 一去不复返地沉入了海底/ 这就是人生的真谛。”（希姆博尔斯卡：《乌托邦》）桃源图如果仅仅停留在纸张之上，倒不失为一件精致、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可以供人欣赏和把玩，供人尽情想象遥远的、惹人遐思的应是空间；如果付诸实践，就注定是一场社会实验，因为完美才是一切社会实验追求的终极目标——它要把画在纸上的草案誊写在现实之中，把脑海里完美无缺的模特儿请到人间，强行他人瞻仰或享用。实验当然有成功的可能，但是很遗憾，实验之所以是实验，就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失败同样是可能的，或许更为可能，因为念头（或魔念）中暗含的悖论，更倾向于支持实验从失败走向更大、更彻底的失败——它很愿意站在失败那一边，它或许生来就是失败的同伙。谭功达和王观澄的命运，正好昭示了桃源梦和桃源图的荒谬性与艺术性。或许，就是在这个地方，“江南三部曲”令人侧目的倒叙特征开始显现：它以丰富的细节、低婉的语调、云遮雾罩的叙事，“前进”着“后退”到那个最终结论，那个让人发疯的目的地和出发地。 —————————— 注释： [1]参阅敬文东：《随“贝格尔号”出游——论动作（action）和话语（discourse）的关系》，前揭，第265页。 [2]参阅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24页。 [3]夸特罗其等：《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132页。 [4]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5]参阅敬文东：《逻辑研究——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6期。 [6]米什莱：《未来！未来！》，参阅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前揭，2006年，第5页。 [7]“天下”和“大同”是中国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概念，赵汀阳对此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参阅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0页以下。 [8]“大跃进”的目的，据说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全民桃源梦大发作的时代。对它的疯狂和想象力，前中共领导人有过生动的回忆。薄一波说：“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个队可以随便来挖。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54-755页）。 [9]笔者在一部小书中对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议论，也许可以借以理解谭功达的“未疯之疯”：“福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所谙熟的无理性的理性（unreasonable Reason）与理性的无理性（reasonable Unreason）的经验，似乎经由笛卡尔的纯粹理性主义被排斥掉了，但实际上它仍然存在于人类的理性之中，并没有因为笛卡尔的‘革命行动’退出人类的精神舞台。福柯为此告诫我们，只要紧紧盯着理性，就肯定会从理性之中找到疯狂。这正是目的无意识命定的结局之一。在此，福柯无疑暗示了：理性导致了非理性；‘历史的必然性’必须要与‘疯癫的必然性’连在一起才更完备。福柯称前者为历史的‘水平线’，呼后者为历史的‘恒常垂直线’（constant vertical）。只有将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只有从这个坐标系上，我们才能认识人类的历史。”（敬文东：《随“贝格尔号”出游——论动作（action）和话语（discourse）的关系》，前揭，第150页。） [10]Alan Touraine,In Utopia:The Search for the Ideal Society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2000,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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