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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花家舍（之二）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人面桃花》对梦境有着神奇、夸张、敲骨吸髓般的利用[1]。王观澄被杀之后不久，就既诡异、又出人意料地进入到陆秀米的梦中——就像几天前，花家舍的五当家粗暴地进入到秀米的处女身，那个曾经初次流血的孔道。王总揽把很忧伤地告诉“莫知其所终”者的亲生女儿：“花家舍迟早要变成一片废墟瓦砾，不过还会有人重建花家舍，履我覆辙，六十年后将再现当年盛景。光阴流转，幻影再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怜可叹，奈何，奈何。”（《人面桃花》，第100页）看起来，王观澄就像列斐伏尔笔下的那个“社会展望学家”（prospectiviste）[2]，非常清楚桃源梦的传染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深知魔念总是薪火相传般，像永远不被磨损的接力棒一样，会被不断地往下传递：它们都将被六十年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郭从年稳稳地接在手中。和王观澄一样，林彪的“四野”战士，军人出身的郭从年，费尽周折，也成功地将小小的花家舍变作了真资格的桃花源，只是名字被改为更具时代特色的“花家舍人民公社”。从“江南三部曲”的叙事语调中不难推测，崇拜斯大林的郭从年，很可能认可斯大林格外认可的信条。后者曾在读列宁的一部著作的空白页上，用红笔写了一则日记：“1）软弱；2）懒惰；3）愚蠢。这是仅有的可称之为恶的东西。其他一切，只要没有这三样，就无疑是美德。注意！如果人1）强壮（精神上的），2）积极，3）聪敏（或能干），那他就是善的，而不管有没有别的‘恶’！1）加上3）就成了2）。”[3]郭从年的某个花家舍部下，就曾悄悄向人说起过此人随身携带着的斯大林式的脾性：虽然他几乎从不参加公社的会议，但“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议他就不会来。这个人有点孩子似的淘气，喜欢恶作剧，有时候甚至有点喜怒无常。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怪念头。有一回，半夜两点钟，他通过秘书召集公社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可当与会者顶着刺骨的寒风全部到齐之后，他又让另一个秘书出来传话，说会议临时取消。”（《山河入梦》，第351页）谭功达在梅城被就地免职之后不久，就以“地级巡视员”的身份来到这里，据说是要“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做些调查研究，以便以后重新出来工作”（《山河入梦》，第293页）。但他即将跟那个喜欢权力实验的人，那个红色桃花源的创制者，花家舍的“大他者”，打一些言不及义、但又很致命的交道。听从命运的指令与唆使，和六十年前的母亲一样，谭功达也被安排借宿在湖心小岛，只是当年囚禁母亲和韩六的屋子，早已变作了公社的招待所，“一条新修的栈桥将小岛与村落连接在一起”（《山河入梦》，第301页），而“隔着水光潋滟的湖面，谭功达可以看到整个花家舍……这个村庄实际上是修建在一处平缓的山坡上……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植物……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通往山顶的一座高大的烟囱……”（《山河入梦》，第302-303页）王观澄的预言果然很守信用地兑现了，时隔整整一个甲子，某些人渴望和念想中的应是空间再次莅临花家舍，愿望意象从纸张上来到了人间——但这与其说是王观澄的预言准确，远不如说是桃源梦的传染性再次施展神力、魔念及暗含其间的悖论再次不负众望地大获全胜。 与六十年前的花家舍十分相似：寄放在“花家舍人民公社”中的动作/ 行为同样是整齐划一的，同样具有浓烈的梦游特性。这本来就是各种样态的桃花源的共同性征——也是它们的第一性征——根本不值一提；但六十年前的花家舍主要是靠王观澄的教化与当地淳朴的民风，才迅速获得了动作/ 行为上的整齐划一和梦游特性。和王总揽把比起来，郭从年的任务将显得更加繁重、琐碎和旷日持久，因为他对桃花源的精度、纯度和唯美度，有更高的追求；对应是空间的振幅、成色和宽度，也有更加美好的想象——他比谭功达更有自觉的艺术追求，这一点，连谭功达本人都不否认（《山河入梦》，第310页）。为此，郭从年，一个个头不高的驼背老头，特地在“花家舍人民公社”办了一个“专门为落后分子设立的学习班”，目的是“让每个人学会自我惩罚”，尤其是那些“即将犯错的人”，“必须”得到“学习班”的“提前挽救”，而用不了多长时间，不出郭从年之所料，所有“落后分子”和“即将犯错误”的人，都奇迹般地成为“举止端庄、得体、不苟言笑的新人”（《山河入梦》第367-369页）；为此，“大他者”郭从年要求“花家舍人民公社”的每一个桃源梦运动员，都得思考“政治上的，道德上的，一般待人接物的礼仪上的，所有的界限……他们应当学会思考，学会自我约束”（《山河入梦》，第369-370页）；为此，他特地在“花家舍人民公社”的“每一个交通要道……都设立了铁匭，也就是邮箱，每个人都可以检举揭发他人的过失、错误，乃至罪行”，结果“外甥告发舅舅、妻子告发丈夫、孩子告发父母，甚至还有自己告发自己的”，“铁匭制度试行不到一个月，效果是明显的……每个人的脸都变得纯洁而严肃。有迹象表明……社员们已经学会了思考”（《山河入梦》，第370-371页）到了最后，花家舍的每个人“手臂上戴着同样的袖套，甚至他们藏在宽宽帽檐下的脸，都是同样的表情”（《山河入梦》，第304页），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喜欢权力实验的郭从年已经成功地将花家舍训练成了这样一个地方：“没有人能真正看见公社，而公社却无处不在。”（《山河入梦》，第354页）但这一切激烈的举措，这些较为（！）残酷的内心斗争和外部斗争，这些匪夷所思的、已经被实施的思想改造方案，它的最终目标，“是让每个人自己监督自己”（《山河入梦》，第371页），以便给动作/ 行为上的整齐划一和梦游特性，打下坚实、牢固的基础，为一个和睦、有礼、阳光灿烂的桃花源提供地平线，为桃源图找到可以完美施工的完美地盘——它很卖力地响应了桃花源为艺术性倡导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通过强制性教育，经由激烈的、大体量的规训活动，突变、斗争过后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终于如愿以偿地一举变作了安静、祥和的桃花源，并且能达到诗人欧阳江河设想的那种以纸手铐囚禁犯人的水准，毕竟“想象中的监狱比真实的监狱更为可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关在里面，但又可以说人人都关在里面。这个监狱是用可能性来界定的”[4]。商鞅以肯定的口吻说：“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5]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结巴仔韩非，反倒说得比他的前辈更决绝、更铿锵：“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惟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6]郭从年很可能偷师学艺于中国古代的法术术士（尽管他根本不愿承认），才让“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动作/ 行为整齐划一，才让那些动作/ 行为的拥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梦游着一路狂飙。但“江南三部曲”肯定会认可如下结论：这“不是德行，而是对德行与邪恶加以审慎的运用”[7]。郭从年就很坦率地对谭功达承认过：正因为人的欲望不可能达到中庸状态，不可能做到刚好“不多不少”，所以，“我们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我们宁要不公正，不要无秩序；宁要正而不足，不要邪而有余……”（《山河入梦》，第372页）在此，红色桃源梦运动员很诚恳地亮出了底牌：他实际上只拥有一个长有暗疾的桃花源，这暗疾看不见、摸不着，却在“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创制者和“大他者”心头隐隐作痛。住在王观澄的桃花源里的那些人，是土匪和桃源梦运动员的合二为一，他们一边打家劫舍，一边谨慎地为山寨版桃花源看家护院；而住在“花家舍人民公社”里的那些人，则是社员或革命群众，他们仰仗纸手铐的“帮助”，在努力建设一个祥和、安静的桃花源，却感觉不到暗疾带来的任何隐痛——他们还没有资格享受那种稀缺的感觉。 与六十年前的花家舍较为不同：“花家舍人民公社”直到《山河入梦》结束时，还是真正的桃花源，没有彻底走上自己的反讽者角色的那条不归路——但它的创建者，军人出身的郭从年，却很悲观地给出了花家舍滑向山寨版桃花源的具体时间表：“短则二十年，长则四十年，花家舍人民公社会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山河入梦》，第374页）看起来，郭从年似乎比王观澄要聪明、清醒得多：后者死到临头，才知道桃花源注定的命运是毁灭；前者却能在盛景时分，看出毁灭才是桃花源的必然命运。郭从年对即将被捕的谭功达说：“花家舍的制度能够存在多久，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随便哪一个人……能够做主的，它是由基本的人性的原则决定的，”而所谓基本的人性原则，就是指“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无法餍足的……即便共产主义实现了，人的所有愿望都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仍然会受到煎熬”，因此，“花家舍人民公社”注定只能是“海市蜃楼”（《山河入梦》，第372-373页）——更何况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山河入梦》，第301页）。 或许，郭从年根本不愿意面对一个比基本人性原则、欲望、好奇心更加难缠的问题：桃源图或愿望意象一旦被誊写到现实世界，桃花源就会立即化为现实，但也会立即获取它的静止状态。在通过激烈的突变、动荡和斗争，才取得动作/ 行为上的整齐划一和梦游特性后，整齐划一和梦游特性反而能从最隐秘、最深刻的角度上，意味着桃花源的无时间性——这才是各种型号的桃花源最终坍塌、崩溃的根本原因，人性的基本原则，最多只是这个“根本原因”的表面化。桃花源中的每一个人，过的都是无时间性的生活，桃花源本身就是无时间性的社会，因为它的每一天，等同于包括它自己在内的任何一天；桃花源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迫认领了一种没有速度的生活，因为经过激烈斗争、上过“学习班”之后才按时到来的桃花源，只愿意强调匀速和均质，拒绝任何突变和奇迹——而突变和奇迹，刚好意味着对速度的追逐、对时间性的渴望。对此，霍布斯（Thomas Hobbes）有过上好的告诫：“他们只告诉我们说，永恒是现在时的停滞，是现在的永驻……这一名词他们自己不懂，别人也不懂，正像他们用此处的停驻来表示空间的无限大一样。”[8]任何人都不可能长期忍受静止和没有速度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只能是一种纸手铐的状态，或者是一种必须由纸手铐来维持的状态——“面对生命，它捍卫尸首的权利。”[9]作为一种不流动的、擅长做匀速流逝“科”的空间，因为遵从人性、却最终奇迹般违反人性的“花家舍人民公社”走向坍塌和崩溃，几乎指日可待。“短则二十年，长则四十年”的断语，实在是太乐观了，因为持续过于长久的无时间性的生活、无速度的生活，在魔念及其内部暗含的悖论的帮助下，除了让人发疯，更现实的选择，就是迫使人弃桃花源而出走，甚至“莫知其所终”——这是“江南三部曲”放在全书开篇、却必须经过倒叙才能追忆出来的结论。很显然，桃花源内某些人的“狂躁、神经病和癫狂，正好来源于空间形象的无从转换”；而离开桃花源进入另一种空间形象之中，正是被逼无奈之后的最终选择，因为只有“出走者才有希望获取新的自我”[10]。对于桃花源的出走者（无论是六十年前的还是现在的花家舍出走者），此处实在有必要为他们送上祝福之辞。塞尔·西黑（Gail Sheehy）有过热情洋溢的称颂：“你正在远行，远离外在的评说和鉴定。你在脱离角色和走进自我。如果在这个旅程上我能给每个人一份送别礼物，它将是一顶帐篷。一顶暂时性的帐篷。这种礼物是便携式的根……（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发现的快乐总是常伴左右……”[11] —————————————— 注释： [1]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张清华：《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 [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3]参阅斯拉沃热·齐泽克：《弗洛伊德—拉康》，前揭，第8-9页。 [4]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三联书店，2001年，第395页。 [5]《商君书·开塞》。 [6]《韩非子·制分》。 [7]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页。 [8]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48页。 [9]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前揭，2006年，第15页。 [10]敬文东：《从铁屋子到天安门》，《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 [11]塞尔·西黑：《漂泊者：成人生活的可预见性危机》，转引自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现代性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