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释：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2YJC751050）和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编号2012M511347）的阶段性成果。 [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新2版《艺文类聚》前言已指出：“所引用的古籍，据北京大学研究所在一九二三年所作的统计，共为一千四百三十一种……在这些被引用的文籍之中，现存者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 [2]欧阳询《艺文类聚序》已明言其编选宗旨曰：“文弃浮杂，删其冗长。”（《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新2版，第27页） [3]关于此点，不仅有大量研究论著直接引取其中收录文本进行分析，显示出学界对此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注意；章培恒先生更曾据《类聚》序明确表示：“由此可见，《艺文类聚》对其所收录的古代作品，最多只是删弃其‘浮杂’、‘冗长’，却并不为了压缩原文而改换字句（其‘文’的部分，更有很多篇是收录全文不加删节的）。”（《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这不妨视为学界至今对于《类聚》存录方式的一种典型观念。然而如本文所证，无论是在普遍性的删节抑或对字句的改易方面，这种观念都不能不说是与真实情形相去颇远的。 [4]事实上史书及总集所录一般较为完整，多数应可视为全文（但亦非绝对，如《晋书》卷七六录郗鉴讨苏峻誓文，即有多处文句与《类聚》所引不合，删略情形明显）；而诸种唐宋类书本身就都存在着本文所论《类聚》的类似问题，因此《类聚》与其他类书引文差异本身就已经是片段与片段的差异，不可据以论原文。这可以说是唐宋类书在保存六朝文学文献时的普遍现象，它们共同构筑了六朝文学的镜中世界。唯本文所论，专在《类聚》，余书则请俟异日。 [5]这里不妨再举几例。曹植《洛神赋》，《文选》卷十九录全文901字，《类聚》谢灵运《撰征赋》，《晋书》本传录全文4048字，而《类聚》卷五九仅录177字。萧绎《玄览赋》在《艺文类聚》卷二十六中仅录520字，而《文苑英华》卷一二六所录全文却长达3644字。并且如下文所述的一样，这种篇幅的缩小同时造成了构造和部分题旨的改变。原赋实际上是非常典型的大赋体式，被压缩之后这种特征严重消失。又如曹植《七启》，《文选》卷三四录文2189字，而《类聚》卷五七所录仅1294字，虽然由于“七”的文体限制而使得其“七首”的基本结构得以保全，但每一首的层次刻画都遭到严重删削，导致其纵横夸说的风貌大为减弱。事实上最初铃木虎雄在《赋史大要》中讨论六朝“小赋”命题时，是举萧纲《列灯赋》和庾信《灯赋》为例证（参《赋史大要》第四篇第五章“小赋”，殷石臞译，正中书局1947年），然而这两例的文献来源都正是《艺文类聚》，我们根本无法相信这些作品本身就只是这样短小简单的篇幅和结构。 [6]《艺文类聚》卷六四，第1146页；《梁书》卷一三《沈约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36-237页。 [7]并且，如果说“余平生而耿介”，应当理解为“我的一生正直耿介”；然而“迹平生而耿介”，却只能理解为“追想平生而慷慨感”，耿介只能作动词解，连句子结构和辞意都不一样了。 [8]《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页。 [9]《艺文类聚》卷七四，第1265页。 [10]《艺文类聚》卷八七，第1500页。 [11]《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第90页。标点有改易。原书标点含混，或即因整理者未能确认原文主谓关系之故。 [12]《艺文类聚》卷六四，第1146页。 [13]《艺文类聚》卷六四，第1146页；《梁书》卷一三《沈约传》，第238页。 [14]《艺文类聚》卷一六，第297页；《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第238页。 [15]《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三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534页。 [16]《艺文类聚》卷一五，第285页；《晋书》卷三一《后妃传》，第954页。 [17]《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五八，第878页。 [18]《艺文类聚》卷一六，第297页。 [19]《艺文类聚》卷五一，第933页；《三国志?魏书》卷一四《郭嘉传》，第435页。 [20]《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四二，第646-647页。 [21]《艺文类聚》卷二六，第478页. [22]闻一多《类书与诗》，收入《唐诗杂论诗与批评》，三联书店1999年。 [23]《艺文类聚》卷八，第160页；《初学记》卷六，第128-129页。 [24]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之所以宋代以后的文学面貌可信为得到较如实的反映，并非由于删落改造等行为及现象在近世文学中已经完全不复存在，而是由于一方面这种行为的普遍性有所削弱；而另一方面，刻本文化系统的优势以及准确保存原文意识的增强，使得这一时期的文本即使被删削改造，也不容易取原本而代之，使完整文本因而消亡，故我们尚能追寻其原貌而已。关于唐宋以后的文学文献删改，如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指出，今存元杂剧多经明人改写，故其结构、语辞不可径视为元人原貌；而朱鸿林教授则发现《明儒学案》所附的明儒文章辑文中，也普遍存在有意识的删改现象。（以上资料承北大程苏东兄来函赐告，谨此志谢。）因此若从“文本变貌”的角度出发作通盘考虑，这一问题恐怕更有溢出先唐界限，而成为中国文学史整体中的一个前提性问题的可能。这一问题若予以深究，或将牵涉到中国古代文学文献体系、研究范式等多种基本方面的变革，兹事体大，未敢遽断，姑立此存照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