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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异文可以视为抄本时代的常见现象，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可以不论；但比对两种版本，除了同样存在不少文句删略之外，一个显著的差异就是《类聚》版本将区分三个段落的“呜呼哀哉”完全删去了，使得全文成为一气直下，无法明确区分层次的四言韵文。如果失去了比照对象，我们必然会误以为这篇哀策文竟没有这一标志语，而这显然是违反哀诔文体常例的，难解的困惑也就会相应而生。事实上就哀策文这一文体而言，由于现存六朝哀策文的大部分文本（十七篇）都存录于《艺文类聚》中，这就使得其中的许多文体问题都难以措手，因为我们经常无法确定其中呈现出的种种纷糅乱象，究竟是文本原初的形态，还是《类聚》动完手术之后的结果？即就“呜呼哀哉”一语而论，这些哀策文就表现得相当混乱，有体式整齐严谨，每段末尾必有此语者；有完全无此语者；也有在中途半端莫名插入一两次者。几乎看不出什么规律。而只有当我们通过比对了解到《艺文类聚》的删削对此造成的破坏之后，才可以明白，并不是六朝作者在是否使用“呜呼哀哉”这一文体标志语上有所不同，或者他们缺乏统一的文体意识，而是《类聚》编者对某些作品中的“呜呼哀哉”进行了删削，而对另一些却未加删削或者是删削未净。对于后者，最合理的解释当然就是应当归责于编者在手工操作过程中的马虎粗略，前后不一——这是每一个从事过类似工作的人都不难给予了解之同情的。至于《类聚》编者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处理？不难推想，对时人而言，“呜呼哀哉”一语是一个程式化的，在任何同类文体中都存在的组件，其作用在于标志文体而不在于渲染文采，无法体现出“艺文”性；尤其对于依然处在中世文学体系中的唐人而言，在什么样的文体中应当使用这一标志语，乃是无须介怀的常识。因此将这一用语删去是无伤大雅的。然而对于后世希望重现文体规范，安置作品序列的研究者而言，却不免会造成文体演变中的混乱无章假象，引致误解了。 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点。对于上古至中世最重要的文体之一“骚体”而言，判别文体的几乎唯一依据就在于表达语气延长停顿的“兮”字。如果缺失了“兮”字的骚体，立刻便会变为四言或六言（偶尔是杂言）的韵文。而《类聚》对此同样予以大刀阔斧的删削（理由恐怕也与上面所述的相同）。选入《文选》卷五八的谢朓《齐敬皇后哀策文》，前半部分是四言，而末两段则完全由骚体组成，下面仅录末段： 藉閟宫之远烈兮，闻缵女之遐庆。始协德于苹蘩兮，终配祀而表命。慕方缠于赐衣兮，哀日隆于抚镜。思寒泉之罔极兮，托彤管于遗咏。呜呼哀哉！[17] 这种从四言转入骚体的体式，显然是为了借重于楚骚悲婉凄切、一咏三叹之风，以表现哀策文的哀切之情。而同样作于南齐时代（但略早几年），体式与谢朓此作几乎完全一致的王融《齐文惠太子哀策文》（录于《类聚》卷十六）末段却全为六言句： 光徙靡而欲沈，山荒凉而遂晚。城阙缅而何期，平原忽而超远。情有望而弗追，顾如疑于将反。呜呼哀哉！[18] 这初看起来是两种相互不同的写作手法。然而只要一看同样在《类聚》卷十五也有收录的《明敬皇后哀策文》，便会发现末两段的“兮”字被完全删除，成为了与王融之作毫无二致的六言体式。而反过来，我们也就可以推断，王融之作本来应该也是以骚体收束的。然而由于《类聚》的删削，却使得这种文思用心几乎湮没在了文本的幻象中。——事实上对于“兮”字的删削，在《类聚》中所引汉魏晋赋的场合最为典型，包括曹植《东征赋》、《白鹤赋》、《离缴雁赋》、《蝉赋》、陆机《感丘赋》、傅玄《阳春赋》、《笔赋》、《紫华赋》、《瓜赋》、傅咸《患雨赋》、《萤火赋》等大量例证中都普遍存在。由于“兮”字的删削，骚体句变得与六言句无所区分，这直接导致了骚体赋与骈赋体式的混杂。 关于赋体，还可以举出另一文体改变：赋有序与正文之别，两者之间通常以“乃作赋曰”一类的文句相标示，而《类聚》对这一标示性句子却常常直接删去，包括曹丕《浮淮赋》、《玛瑙勒赋》、曹植《九华扇赋》等皆是其例，这也使得序和正文之间的关系变得含混。 最后，依然值得指出的是，从文体角度观察，《类聚》同样有着改写适配的问题。如裴秀《禹贡九州地域图序》本为制图之后的序言（见录于《晋书》卷三五《裴秀传》），而《类聚》卷六所录却删去其中自叙作图缘起的一大段，仅保留了论述地图缺略及制图体法的部分，成为一种标准的论说形态。而相应地，标题也变成了《禹贡九州地域图论》。整个文体从标题到内容都发生了配套的转移。这种变化的发生，也许是由于《类聚》所面对的文本整体已经如此，也或许是《类聚》编者在删除部分内容之后替换上了一个与文体相适应的标题。更有可能的是，《禹贡九州地域图序》在流传过程中被某些抄本择取了其中较有普遍意义的部分，而《类聚》编者在以此为底本抄录时意识到了这一文本与“序”的文体之间存在着违和感，因此改“序”为“论”，进行二次修正。无论是哪一种情形，这种现象的存在都在提醒我们文体之间存在的相互置换性——只要删除或改变若干部分，这在抄本时代是很容易做到的——以及由此而来的文体错位可能。 综上，从文体的角度，我们又可以看到《类聚》处理手法的另一侧面，那就是不措意于文体（但并非没有文体意识），基于内容选择去取而不惜于损伤换韵间隔形式，以及将各种文体标志语视为冗赘而大加删汰等。对于文体学研究而言，除了导致各种混乱之外，无疑还造成了一种后果，即依据《类聚》而得以保存的文本中，文体统一性较之原初形态大大削弱——反过来也就不难想象，六朝时代（尤其南朝）对于文体的强调意识和实践，有可能是要远远高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样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