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 语 如上所述，《艺文类聚》在保存六朝文学文本方面虽然厥功殊伟，但其基于类书功能需求而作出的删削改动，却也使得这些得以保存的文本出现了严重的异化，而这种异化更具有高度的迷惑性，一不小心就会使人掉进以假为真的陷阱里，误以为六朝文学的真像就是如同其所载录的那样，从而按照这一镜中形态进行研究了。和此后其他时代的文学研究相比，六朝文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特殊的性质。宋代以后的文学文献，从传世文本与出土资料的对勘可以看到，其文本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异；明清文学中大量版本、抄本以及记述资料的传世，更使得文学真相（至少时代文学中的核心部分）几乎没有失落之虞——至少重要作家的作品集我们都可以确认其主体完好。通过这些基础文献，就不难构造起近世文学的基本体系。尽管也会有遭到扭曲，遭到掩埋的时候，但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全面普查资料、比对版本来得到解决的。[24]而对于六朝文学，如果不是像先秦、唐代那样地不爱宝，洞出奇书，我们实在已经难以大面积地获得新的（同时也是更确实直接的）文学史源。这就注定了我们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各种类书的载录——以及那些不知道经过多少次过录的钞本基础上的诗文集（其中大部分甚至还只是明清人辑佚而成的）——来理解六朝文学。如果说宋代以降乃至明清文学研究是直面时代文学本体，或者至少是通过一面高清晰度的平面玻璃镜在进行观察，那么六朝文学研究就像是面对着一座哈哈镜的碎片迷宫，散落扭曲的影像千变万化，令人迷幻眩惑。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真实地触摸到六朝文学的真实完整本体，而被映现出来的部分也是充满着缝隙与阴影。 当然，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当对此望而止步，束手无策。恰恰相反的是，六朝文学研究的工作，因此而从一重性的变为二重性的，我们需要做的工作，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而增添了许多的难度和精密度，这无疑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作为最终探究对象的六朝文学本体，以及作为其中间媒介的六朝文学映像，必须要在认识到这种两重性的基础之上去进行研究。《艺文类聚》，乃至于其他类书，乃至于其他各种文献对六朝文学文本的存录，究竟是以怎样的手法、原则、规律进行的？对于六朝文学的面貌又造成了怎样的变化？要彻底清理这座迷宫，摸清每一片哈哈镜碎片中的光学原理，从而探测其对原初世界的扭曲、删落方式，尝试复原真实的六朝文学面貌，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这当然并非短短一篇文字所能胜任的。谨书此小文，只是抛砖引玉，期待将来能够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些问题获得真正深入完整的解决。 本文完成后，得读宇文所安教授《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三联书店2012）其中已触及《艺文类聚》引录作品中“简短的变形”（shorter renditions）。前辈深识高致，非后生浅学所及，然亦可见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宇文教授该书的重点之一，正在于揭示六朝尤其齐梁人对汉魏歌诗体系的追塑和想象，最终导致今天我们所见的汉魏文学世界的定型。这与本文所讨论的唐代类书对六朝文学进行删落扭曲的主题，在追究“文学中介”方向上无疑具有一致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文学的前半段，到唐代为止，至少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层累的赋形”：汉代对先秦典籍的整理；六朝对汉魏文学的追塑；唐代对六朝文学的倒映。每一次造成，都既是对前代文学的保存记录，同时又是变形遮蔽。作品篇幅、数量因此而缩小（如本文所示），或者反而增加（如宇文书所示）；作品形态也因此而遭到后一时代技术方法以及文学审美观念的改造。对于这一文学生成（making）史的自觉，在我看来，是应当成为汉魏六朝文学研究者的观念前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