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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皆注意到贾平凹近年长篇中的“互文性”，几乎每一部都有多种文本的参与：《秦腔》里的唱词、曲谱，《古炉》里的《王凤仪言行录》，《带灯》里的短信，《老生》里的《山海经》……这种洋洋大观的互文性经营，确实叹为观止。《山海经》充满怪力乱神，被明代胡应麟称为“古今语怪之祖”。贾平凹自小在山区见惯“装神弄鬼这一类事情”、作品中多有“神神秘秘的东西”⑩，《老生》中自然也写入不少“灵异事”(诸如“龙从天上下来与牛交配”)，某种程度上确实与《山海经》有同构性。但据贾平凹来看，《山海经》又是一部“经天纬地”之书，他借小说中教师之口讲解道，此书“仰观天以取象，提升人的精神和灵魂，俯察地以得式，制定生存的道德法则”。正如张学昕教授指出的，《山海经》指示的秩序井然和小说所反映人间现实的混乱无解，又构成对照(11)。 除此之外，我想贾平凹近年的长篇小说中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副文本”，就是每一部书的“后记”，它们不是追加、附带说明性质的，而是小说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尤其《老生》的后记和小说的正文构成一种悖反性的关系。这一悖反性让我想起古人韩愈的一篇《画记》，苏东坡很看不上这篇文章，“仆尝谓退之《画记》近似甲乙账耳，世人识真者少，可叹亦可愍也”(《东坡志林》卷二)。但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对此却有新颖的解释：《画记》“前面的三分之二，相当平静地、故意枯燥无味地记述画上的物事”，其规避主观性的叙述确如“甲乙账”；“后面的三分之一像是后记，说明写作该文的原委”，“转而写万感填膺的人事”，“这前后对照之妙，不用说是韩愈有意创造的”。韩愈后来在墓志铭的写作中也屡屡尝试这一手法，“在前半的‘序’中，不带感情地平淡记述人的经历，一到最后‘铭’的部分，哀悼伤逝之情一气喷涌而出”。川合康三将此推为“韩愈探究新的文学形式的一个尝试”(12)。贾平凹未必是作有意尝试，也不用拔高，但上引例证，倒能启发我们正文与后记间悖反性的辩证。 如前文所言，因为那个特殊的“读史者”的存在，《老生》正文冷峻、超然、“没有私心偏见”、说“公道话”，甚至摒弃武断的道德评判，借一位史家所言，“采取这样的立场并非表示我们对人类的受苦必须无动于衷，或是对道德应置之不理，或甚至是认为极端的手段有其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采取道德诠释并不恰当，无视于时空背景就贸然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不是应有的态度”，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13)。贾平凹写完《老生》后感慨：“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以前是贫穷，运动不断，吃不饱肚子，很有秩序但没自由；现在市场经济了，知道了什么是民主富强尊严，反倒更不满足了，追逐权力和金钱，道德沦丧，风气败坏。我们就生活在这两种环境中，构成了我们的命运，在命运中生成了我们的品种。”(14)就像小说所昭示的，这些个时代中都“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我们应该“没有私心偏见”地去辨析“风风雨雨的泥泞路上”我们一路走来的履迹，我们生活的环境与命运的构成。以不同时代的互相观照来展开反思，追问“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这样的反思才是“有效”的，这也就是贾平凹所谓的“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在此意义上，《老生》多少具备了“诗史”的品性。 与正文的冷峻、超然构成悖反的是，贾平凹在后记中特别的絮叨、动情，非常强烈的期待读者去理解其创作《老生》的初衷，压在纸背后的寄托与责任感至此遏抑不住、喷涌而出—— 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如前文所言，“暴力”所蕴集的复杂性，仅以一部《老生》是无法周彻辨析的，这本就是史学、政治哲学争论不休的课题。贾平凹深知文学不以思辨见长，“文学开不了药方，却可以招魂”(15)。那么，何谓“招魂”? 美国汉学家罗威廉(William T.Rowe)《红雨》一书，以湖北麻城为例，探访中国农村社会的暴力史，暴力不绝如缕的内在动因之一是某种文化心理。主流的儒家文化既以“礼治”来约束暴力，但精英和民间又都崇拜“英雄好汉”，容忍通过某种得到认可的暴力来解决问题、“以暴制暴”，“中国文化内部其实为‘被许可的’暴力提供了充裕的空间”(16)。故而，县志、碑传、文集等官方记录和精英文献中，以及民间传说、历史遗迹中，都能看到强烈而持久的暴力传统，它已经嵌入了地方文化和集体记忆之中。在小说里，秦岭市委要编写一部当地革命斗争史，已成的回忆录“篇幅极少地提及了匡三司令”，惹得匡三大发雷霆，命令重写，唱师还一度被委任为编写组组长，但终被撤职。我们可以设想，匡三司令需要的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其中必然改写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以“英雄人物”的姿态提供举足轻重的作用，将浪漫主义色彩来调和、稀释血迹，用革命的合法性来论证暴力故事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在匡三需要的历史中，对于暴力的审视一次次逃逸、滑脱，甚至这部历史本身就可能成为助长暴力传统的土壤。在文本内，唱师被剥夺了书写历史的资格，匡三高寿，唱师却活得比匡三更长久，以一曲曲阴歌留存于天地间；在文本外，作家贾平凹借一个“读史者”的叙述人，以文学之笔写就历史记忆。而这部“诗史”的抗辩对象，正是“匡三历史”的书写核心——暴力之所以挥之不去，超越经济发展、政治变迁、意识形态更替，是因为暴力不仅是一种行为，还关涉到与之形成亲和性的文化与心性。 瘟疫过后的世界一片死寂，唱师老死，“当归”村人无家可归，只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小说终结了，但文本中升腾起一面招魂的幡，洞开暴力酝酿的因子，它会慰安、清净我们现实中无处归依的灵魂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