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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承德诗歌创作是一种处于边缘语境下的游牧式承德诗写状态。探讨其衍生之路可以发现，承德诗歌创作是历史边缘下的游牧诗写。探讨其不在场的在场，承德诗歌恰好处于河北省行政区域边缘下的游牧诗写。在当下网络传媒时代，承德诗歌创作正一觉醒来，成为网络冲击波下的游牧诗写。 关 键 词：承德诗歌/地域文学/边缘语境 作者简介：薛梅，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承德 067000 薛梅(1968-)，女，满族，河北承德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拉布拉什说：“一国的历史不可同国人居住的地域相脱离”[1]，文化亦然。当代地域文化研究的学者，将中国因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而产生的多样地域文化，大致概括为河谷、草原、山岳和海洋4种类型，并强调其所包孕的文化特质。河谷文化内聚力和包容性较突出，草原文化流动性和外向性较强，山岳文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海洋文化则具有开放性和冒险精神。然而，也正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此4种归类又无法完全涵盖所有地域文化，间或有多种可能的兼容和碰撞以及临界状态的游牧呈现，它们以异质形态出现并承传和发展，形成一方水土和文化最紧密的联姻，甚至文学的地理化标签。 无疑，承德属于这样特异的个体。承德的边缘定位实际上包含着厚重和悠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地域文化特色，这些直接影响了承德诗人的心理感受、写作方式以及文本特征，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一种游牧式诗写状态。现通过考察承德诗歌以边缘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进而理解承德文学乃至承德文化在历史和当下的某些固守与突破。 一、衍生之路：历史边缘下的游牧诗写 承德，地处燕山中心地带，是商代先祖在滦河流域繁衍生息的厚土，是诗经中“玄鸟”降落而生命图腾的热土。随着一个马上民族的中原大迁移，承德从游牧文化逐渐融入农耕文化，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和300年的山庄文化的潜在濡染，成为承德诗歌创作的可靠支撑。而这种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接的边缘地带的处境，也造成了承德诗歌开放与封闭、自足与忧患、粗豪与细腻交织的临界状态，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边缘背景。这在承德几代诗人诗写中都可以找到印记，不仅仅是题材的选择、情感的蕴含，更多是思想氛围乃至秉性的渗透。特别是素有诗坛“双子星座”称誉的老诗人何理和刘章的新民歌体诗歌创作，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有的诗意的浪漫与现实的艰辛所构成的彼此应答和慰藉，成为这种临界中的氧化和创新，使“游牧”的含义具有了衍生的意味。 诗人何理和刘章都来自承德的花果之乡兴隆，乡土的经验、民间的想象和家园生命的体恤成为了支撑诗人创作的基石，使得他们的诗歌总带着“浓得化不开”的泥土气息和田野味道。 何理是继郭小川之后承德诗歌最早引人瞩目的诗人，也是河北最早走向全国的一位诗人。他在1955年以新民歌体创作了诗集《唱一唱农村》，1年之内再版24000册。1983年的长篇叙事诗《天涯风雪》和1998年的现代长诗集《今天·昨天》，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何理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对承德乡土题材的挖掘和历史题材的拓展上，将民歌的格调、新诗的自由与叙事的机巧相融合，他的创作真正实践了一方面与生活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与理想保持一致的文学追求和文学品格，为承德诗坛后来者奉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学养素，被承德后辈诗人亲切地尊称为“承德的诗歌保姆”[2]68。 在承德诗写中始终饱有不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是刘章。他同何理一样，最早都是以表现社会主义农村生活的新民歌体而蜚声诗坛。他先后出版了《映山红》《燕山春》《南国行》和《枫林曲》4部诗集，兼备了何理淳朴农夫般的自由歌唱，同时还奔突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在文字的躬耕中完成了从普通农民到书生雅士的蜕变，羽化成蝶。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他先后出版了《刘章诗选》《刘章乡情诗选》《刘章新诗选》《刘章诗词》《刘章绝句选》等十多部诗集，并多次获奖，其中《北山恋》获1979-1980年度全国首届新诗奖。他从1958年在《诗刊》刊发组诗《日出唱到太阳落》，一直到2012年出版的《上庄纪事》，始终在不断创新和完善新民歌体的抒情范式。他在家园情愫的美丽挥洒中，以现代意识深入内里，挖掘着民间风物及农民生活所蕴藏的真实、朴质和灵动的高贵品质。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诗歌创作跨越半个多世纪，始终坚持对白话新诗和古体诗歌相融合的创新探索，执著于诗体建设上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2]63。 承德的地缘背景及它影响下的承德诗写无法避开两个现象：一个是避暑山庄，另一个是郭小川。避暑山庄曾是清代历史上第二政治中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已经远远影响到现在承德的文化产业、经济建设、旅游发展和人文教育等方面。它提供给承德诗人思考和书写的，不仅仅是一处景观，一个概念，一种抒情对象，更多的是它历经300年风雨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的渗透性和与时俱进的开放性。据史料记载，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文学的地域性已作为最大的特征显露出来。以地域文学为对象的文学选本也是明清总集中数量最丰富、最引人注目的种群。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数量庞大的郡邑诗选和诗话，显示出诗人强烈地以地域为视角和单位来搜集、遴选、编集、批评诗歌的自觉意识。而清代诗坛这种地域文学的自觉意识，随着以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为标志的第二政治中心承德的建立，以及大量的扈从文臣从京师到承德的伴驾旅居，对承德诗文传统无疑造成了潜在的濡染，不仅表现出山村农耕相对的封闭性和独立性，也表现出草原游牧相对的流动性和外向性。既固守着“故乡万象为宾客，妙处难于君说”的自足和自负，又展现了随着时代变迁而具有的可贵的开放学习姿态。如老诗人刘兰松、步九江，他们始终能够随着时代的变迁，注重吸收新元素、新手法、新感觉，展现出一种可贵的开放学习姿态。 刘兰松和步九江堪称承德诗坛的一对常青树。这不仅因为两人分别主办承德市文学刊物《燕山》和《国风》而获得的显著成就，更因为两人的童真和单纯糅合在诗意中的诙谐与不断翻新出奇的创造性。刘兰松的创造性在于他的敏锐，他总能惊奇地发现这块被满族皇家血脉浸染的土地上有着许多美丽的传说和神奇的故事，他潜心致力于对承德文脉的挖掘，并用叙事诗的形式来表现民间故事。他的抒情诗集《那边风景》、长篇叙事诗《剑锋情》、叙事长诗《离宫梦》，诗意中有一种复活而来的生趣和活力，去掉了民歌体中的合辙押韵，而极具规范性的现代韵律。步九江是承德诗歌界一个独特的存在。如果说“乡土诗人”是一种荣誉，他是真正当得起这个称号的；如果说“乡土诗人”是一种身份，他是最能证明诗如其人的。他的文字针砭时弊，贴近生活，有锋芒并不刻薄，有劝勉并不尖酸，有理想并不空谈，有美好并不浮夸，他将感觉与理性、传统与先锋重新锻造融合，用自己个性的模具创新并生产出只属于他自己的产品，如《九江四味集》《乡间俚语》《开采之歌》《九江诗话》等，均独出机杼又素朴有味。 作为承德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代现代诗人，郭小川以其政治抒情诗及革命诗歌的深邃性和丰富性蜚声中国文坛。毋庸置疑，郭小川始终是承德诗人应学习和敬仰的精神丰碑。作为一位出生在承德丰宁的诗人，尽管诗写承德的作品并不很多，但是一个真正诗人对于故乡的记忆会自然拓展为民族的情感之流，无论是作为承德人的个体生命，还是作为承德地域诗歌的先锋，他的政治抒情诗都不仅站在国家和时代的立场上，同时也包含了诗写的真情和深刻思考，这些都是值得后人学习和传承的。他留在承德丰宁的多年足迹，带给他更开阔的力量和奋斗的追寻，他的那首《把家乡建成天堂》足以道出他因故乡情结而衍生的宏大情怀：“住在家乡的时候，/家乡就是最美丽的，/当需要离开家乡的时候，/祖国的每块土地/都会使一个爱国者感到神奇。”郭小川作品所体现出的人格精神和人文精神、普世情怀与革命情怀是今天文化建设中不能忽视的。郭小川之于当代文学史、之于承德文化建设的意义，在于为读者提供了更加新鲜的精神资源和一种不可替代的理想支撑与动力支持。 在此诗意的精神风旗中，20世纪的承德诗坛出现了何理、刘章等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诗人创作群体，以杨林勃、白德成等为代表的七八十年代诗人创作群体，以刘福君、李海建等为代表的九十年诗人创作群体，以韩闽山、马新民等为代表的世纪之交和新世纪的诗人创作群体，以及以裴福刚、金池等为代表，渐成新生的诗歌创作群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