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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近些年来的几部标志性的长篇，其思索重心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比如乡村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人间暴力的肆虐与循环，而每一部都卷帙浩大又章法谨严。 步入耳顺之年，贾平凹不由得在《老生》“后记”中一再感慨“现在我是老了”，但是他近年来贡献的这些长篇，如同一次次积聚精力，向文学巅峰的攀登。诚如评论家何平所言：“在当下中国文学中，年轻的作家们却更可能是文学教条的抱守者，而让贾平凹这样的‘渐生老态’的作家领了勤勉和先锋的风气。”①贾平凹近年的写作，完全可以用萨义德意义上的“晚期风格”来形容，与流行作品形成反差，“在人们期盼平静和成熟的时候，却碰到了耸立着的、艰难的和固执的——也许是野蛮的——挑战”，“在大胆的和令人吃惊的新颖性方面走在了时代前面”②。 小说一开篇，《山海经》的引文之后，有一段教师与学生关于《山海经》的问答，如同过渡一般，将《山海经》由“经”转“史”：《山海经》的“经”，不同于《易经》、《道德经》，而是“经历”，记录上古人如何“在生存的过程中观察着自然，认识着自然，适应着自然”。在这段“读史”氛围的烘托中，小说的“主部”粉墨登场。《老生》就由上述三个文本构成：一是《山海经》文本，二是问答文本，再是故事文本。 类似结构贾平凹此前也曾尝试过，教师向学生讲授《山海经》，让人想起《古炉》中的善人“传书”给狗尿苔；但也有区别：善人、狗尿苔都是历史的实际参与者，但是《老生》中的孩子、教师并不在过往的历史中，即便是唱师经历了那么多的时代，但他和每一段历史的实际进程都保持着距离。在第三个文本即故事文本中，唱师以“我”/第一人称现身，似乎这个层面的故事是由唱师叙述的。但是，诸如李得胜与老黑枪杀跛子老汉，马生满村里转悠听人家窗根等情节，全属“四下无人”之际，外在于唱师的实际经历，唱师是无法窥测的。当然，唱师留下了那么多“玄乎的传说”，秉乎此通天晓地的神通，他自然当得起全知叙述者的角色。不过，在故事文本中，唱师的存在近乎“透明”，不干涉事件流程，不用自己的经验去“过滤”情节的叙述。似乎有意的，要从历史中隐身而退，如《老生》“后记”所言：“世事‘解衣磅礴’，他独自‘燕处超然’”，变成一个置身事外的阅读历史、记录历史的人——或者用孟悦的概念——“读史者”③。 在中国上古时代，文化活动由巫、史两类人执掌。“前者主要负责祭祀、占卜等沟通人神的活动，后者主要负责君主言行、国家重大事件的记载及文献的整理与收藏”④，巫史相通，他们往往职能互兼；同时，史与书面文献的形成直接相关，巫主持祭祀仪式需要具备特殊语言修养(《说文》释“祠”字：“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也就是说，巫与史擅长文辞、讲究文采，是文学源起时的主要担当者。《老生》一开篇就敷衍唱师的神迹，“一辈子在阳界阴界往来，和死人活人打交道”；且通古今之变，“二百年来秦岭的天上地下，天地之间的任何事情”无所不知；他还一度担任“秦岭革命斗争史”编写组组长；由这样一个人物来回忆成篇——巫、史、文学，在《老生》中形成有机而神秘的关联，唱师是一位特殊的“读史者”。 我们记得鲁迅笔下“翻开历史一查”的狂人就是一个伟大的“读史者”，“文革”之后所谓新时期文学中也诞生过一批“读史者”。但是《老生》中的“读史者”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启蒙者，非常特殊。比如，在他所呈现出的历史记忆中，正义与非正义好像没有特别清晰的区分，也没有为恶行、暴力承担责任的明确的坏人，每个人的行动在其具体语境中似乎都有正当理由，没办法“归罪”……如果有这样一些元素的话，那么即便历史在回忆中“往事不堪回首”，但是未来的光明是指日可待的。但是《老生》不想提供这种乐观的想象，因为这个“读史者”的存在，小说的故事文本在叙述时变得冷静、超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