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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故事里有个孩子叫墓生，这个人出场的时候我觉得似曾相识，有点像《古炉》中的狗尿苔、《秦腔》中的引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弱小、丑陋，经常被周围人欺负，但是又精怪、天赋异禀。墓生是孤儿，长不大，“十七岁啦怎么倒像是八九岁的孩子”，周围人“喜欢使唤他，拿他取乐”，而只要他“脑子里嗡嗡一下”，就预示着特殊的事情要发生，按刘学仁的话说是“预感灾难”……但墓生与狗尿苔的区别更为重要：狗尿苔看似弱小，但在《古炉》中承担关键作用⑤，在一场浩劫之后，就剩下了狗尿苔，仿佛一位救赎的“天使”，站在暴力收束、历史重启的当口，向未来投去温情的一瞥。“天使”这个词是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的用词，“狗尿苔，那个可怜可爱的孩子……狗尿苔会不会就是我呢?我喜欢着这个人物……在我意念里，他也是神明赋给了我的狗尿苔，我也恍恍惚惚认定狗尿苔其实是一位天使”。类似狗尿苔，以及站在他身边的蚕婆、善人等形象，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多有现身，他们是一种指向性、方案性的人物，也就是说，作家在这类人物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期待，有时甚至显得过于浪漫、抒情。但是《老生》中这类人物阙如，墓生身上没有这些寄托。他差点让我觉得故人重来，但在第三个故事的结尾就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掉下来石头插进了脑顶”。这一笔，真是抽刀断水的冷峻，没有半点拖泥带水。我觉得这是《老生》所体现的变化之一，“读史者”读出的历史图景无明、无解，是不是有点像贾平凹所致敬的《红楼梦》背后的那种“大荒”；而这位“读史者”如此冷峻、不动声色、拒绝抛出教条或天真的微言大义。 《老生》中的“读史者”所“阅读”的核心主题，是暴力。 在革命时代游击队与保安团的互相虐杀中，在马生发动的土改过程中，在合作化时期收容劳动改造者的黑龙口砖瓦窑内，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双全和平顺的破棚子里，都留下了暴力的斑斑血迹。除此之外，《老生》还展示了另外一种更加隐蔽、内在却同样触目惊心的“软暴力”。这种直指人性、内心世界的暴力，与史学家高华先生所谓“无限革命”有关：按照一般理解，革命的目标是改变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秩序，“革命不进入到最后的思想领域——虽然任何革命必然触及到一定的思想层面”，这是“有限革命”；而“无限革命会螺旋式的不断向更高层面发展，比如说，夺取政权以后，还要进行精神和灵魂领域的革命”⑥。中国革命讲究“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贾平凹年少时作为黑五类子弟，“经历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整肃、改造、统一着思想和行为”，作家对这段经历想必刻骨铭心。《老生》第三个故事中的刘学仁深谙此道，甚至与冯蟹发生“治理术”的分歧，后者主张“心硬手狠”，前者则在显性的暴力压制之外，指出“管人是要让人怕你，但要长期管住人，那得把它的心魂控制住”。刘学仁还期待“国家生产一种药，让人一吃，这心门就往出吐秘密”，甚至突发奇想调查村人“做过什么梦”，“然后整夜整夜在那里琢磨这些梦是什么意思”……乍看近乎荒诞，刘学仁主导的正是一种形式的“无限革命”。 “有限革命”接通的是古典原则，罗马哲人塞涅卡在《自然问题》中讨论宙斯的“霹雳”，认为宙斯是以此教导执掌刑罚的人间主权者量刑施罚、不要逾矩——主权者的权力只能触及身体与“外在事物”，精神与“内在王国”却保持独立，“认为奴役的状态透入了被奴役者的存在整体的至深之处的想法是错误的；他的存在中的优质部分并不受奴役：只有身体被主人役使，而精神依然独立。……‘内在王国’与外在的政治权威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接受神的管辖，因为只有神的智慧才能够探达人心的幽暗所在”⑦。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柯认为古希腊人的自我控制恰好是一种自由实践，“人们对自己欲望的控制是完全自主的，在这种自我控制中，人们获得了自由”。福柯讨论的主题是“自我技术”的转变，所谓“自我技术”，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福柯看来，希腊人的自由践行到斯多葛派那里变成一种自我改造，“让既定真理进入主体之中，被主体消化和吸收，使之为再次进入现实做好准备”；此后再到基督教，“关注自我的技术，通过对罪的忏悔、暴露、坦承和诉说，把自己倾空，从而放弃现世、婚姻和肉体，最终放弃自己”⑧。这种自我弃绝式的“自我技术”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比如《老生》第四个故事中的老虎事件，戏生一开始是清醒的，“我爹小时候也没听说过咱这儿有老虎”，但是在老余的“循循善诱”之下，戏生在照片上“看到”了老虎，一遍遍喃喃自语“就是见过么”，相信“老虎是真的”……这一幕恰似福柯所谓“自己倾空”式的治理术，还是旁观者荞荞总结得透彻——“你哄了你!” 各种形式的暴力绵延在历史时间之中。“《老生》中，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紧张而错综复杂，它是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这一切似乎远了或渐渐远去，人的秉性是好光景过上了就容易忘却以前的穷日子，发了财便不再提当年的偷鸡摸狗，但百多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就是如此的出身和履历，我们已经在苦味的土壤上长成了苦菜。”(《老生》“后记”)文学对抗着遗忘，贾平凹要抖开我们“出身和履历”中的老底子。人的秉性自然是过上好光景就遗忘当年的穷日子，但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因为当下的不如意而粉饰当年的苦出身，以今日之“无”去在历史上投射“有”(有的时候这种“投射”变为虚造)。1980年代启动的现代化经过了三十年的实践，暴露出一系列积重难返的矛盾与困难，于是有不少人在身陷当下焦虑的同时，将此前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奉为理想的乌托邦，从今天的“匮乏”出发去附会过往的“丰富”，过往在今天的回望视野中，曾有过的“残酷，血腥，丑恶，荒唐”一一刊落殆尽。如此来看，贾平凹执拗地抖出老底就不啻一记棒喝。 “如果从某个角度上讲，文学就是记忆的，那么生活就是关系的。……当文学在叙述记忆时，表达的是生活，表达生活当然就要写关系。”暴力也是一种“关系”，借《山海经》问答中的话来讲，“世界就是阴阳共生魔道一起么，摩擦冲突对抗，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描述这种“关系”的纠葛，尤其当涉及底层暴力的发动与弱者正义的诉求时，必须将文学的视野带入复杂性丛生的模糊地带。财主王世贞是一个立体性的人物，他施恩、善待老黑，体现出中国传统乡绅教化民众、造福乡里的一面；但是他处置四凤的那一幕，不动声色间尽显阴冷残酷。民众在面对暴政的时候，有唤回革命的自然权利，这是中国现代革命起源的合法性奠基。但偏偏老黑和李得胜的揭竿而起中，还暗含着一个“曹操杀吕伯奢”的故事：两人要闹革命了，正好碰到一个跛子老汉，热情地在家中招待他们吃喝，中间这个老汉出门去摘花椒叶子，却被李得胜误会去告密而一枪打死。以无辜者的鲜血为祭旗，这是传统落草的纳投名状，还是现代革命的发动?其合法性到底在哪里?而游击队打出的标语中赫然有一条——“打出秦岭进省城，一人领个女学生!”这与王世贞处置四凤，有无区别?底层反抗的暴力能够终结暴力的循环吗? 揭出现代革命起源中的血污和伪造，同时也不全面认同改革时代的当下。我们都还记得《浮躁》曾经对改革启动后的中国未来抱以明朗而乐观的想象。而《老生》的第四个故事，基本上改写了贾平凹的前作。在老余和戏生的发展规划下，当归村不断引爆“新的经济增长点”——种植农副产品、申报老虎保护区、发展药材经济，老余官路青云直上，戏生成为致富模范，但最终迎来的却是一场瘟疫，原来富甲一方的当归村“成了瘟疫中秦岭里死亡人数最多的村寨”……繁华尽头，只留下死寂中的累累坟丘。贾平凹还别有意味地描绘了瘟疫中喷洒消毒液时，“见狗打狗，见鸡打鸡，这些鸡狗也都跑不动飞不了，全被打死”——这是写给改革的寓言?鸡飞狗跳一场空，全是瞎折腾。老余的爹就这样评价过戏生：“你爱折腾老天就让你折腾么，可折腾和不折腾结果都是一样的。”在关于《山海经》的一段问答中，还借了一位哲者的语录：“现在的人太有应当的想法了，而一切的应当却使得我们人类的头脑越来越病态。我告诉你一段话吧：纯然存在的美，那属于本性的无限光芒。树木不知道十诫，小鸟也不读《圣经》，只有人类为自己创造了这个难题，谴责自己的本性，于是变得四分五裂，变得精神错乱。”——这帖具有卢梭气息的药方，是贾平凹针对“后三十年”的对症下药?说实话，初读到这里，我不免嘀咕，现在的时代是否还存在可供白土和玉镯隐逸的“首阳山”?贾平凹的这番理解，是否忽视了改革时代的复杂性?就像他在书写革命时代的故事时，到底如何拆解底层正义的诉求与“暴力的美化”之间的缠夹?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