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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十四诗品》与后现代文化 ２０世纪随着现代主义艺术的盛行，有人已断定，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东方化趋向；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许多知名学者也纷纷撰文表示赞同，甚至还认为当代西方文化的“东方化”不单单局限于艺术领域，其实已经是全方位的了。譬如乐黛云的《西方的文化反思与东方转向》[33]和法国学者弗朗索瓦·琏（Francois Jullien）的专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34]，叶舒宪先生进一步指出，现代西方人不仅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甚至他们的经济学、心理学、生态伦理学，乃至于女性主义，都无法绕过中国或东方。[35]这些重要论著其实都可以证明一点，即本文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与德勒兹的“块茎文本”概念进行比较研究，肯定司空图的《诗品》客观上存在着“块茎”化的重要特征，并非是凭空臆想。由于西方后现代思想文化确实已经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这才使得司空图的《诗品》与德勒兹的“块茎”概念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契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和理解这样一种契合？ 首先必须强调，司空图《诗品》与德勒兹的“块茎”概念的契合，或者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文化发展中的“东方化”趋向，并非意味着两者就是等价同质的。我们应当看到，德勒兹的“块茎”概念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只是在思维和文本形态层面上具有着某些相似性，而两种思维的本性却存在着质的差异，因为德勒兹所推崇的块茎思维本身始终是以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为背景的。德勒兹清楚地看到，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根—树”状思维，始终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的，即便二分法，其实也都是由主根派生出来的次根。现代理性的发展确实有了重要变化，有人提出了辩证法，开始重视胚根系统，从而使得主根和顶尖遭到了破坏，“但是这根的整体单元依然存在”[36]，即便由“尼采以格言方式打碎了线性的知识的整体，那只不过是唤起了永久回归的循环整体，并以思想中的未知部分得以呈现。再怎么说，事实上还是束状根系统并没有真的与二元论破裂，也没有与那种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物质实在与精神实在之间的互补性相断裂：整体性在客体中被挫败和受阻挠，而主体中的一种新型的统一体则大获全胜”[37]。因为它仍然可以借助于符号化的意指性，继续保持着这种思维（文本）所必须具备的整体联系的谱系性。就像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图式，就是要把人们具有革命性和生产性的欲望囚禁在家庭结构体系中，并进行新的辖域化。为了能在西方渐趋僵化的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辖域内，寻求脱围的“逃逸路线”，德勒兹就在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西方的“他者”的中国和东方文化中获得了灵感，找到了他们需要的思想资源，进而提出了“块茎”概念，因为“块茎是非中心的、无等级的、无意指的系统，它没有一个统帅，没有一种组织化记忆或中央控制开关，完全由流通的状态所决定”，重要的是这块茎“完全不同于树状关系的，全部是‘生成’状态”。[38]所以说，在德勒兹眼中，块茎思维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具有解辖域化功能，可以起到解构甚至颠覆西方理性主义思想和文化传统的作用，进而在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中实现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并行不悖的理想状态。 其次，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在包括司空图《诗品》在内的中国古代整个文论与文化传统中，这种形象化和直觉式的“思与境偕”的审美化思维，一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主流，它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未曾遭受到过度意指化和抽象化的理性主义思维的侵扰与剥离。所以好像很自由，其实其视野却比较狭隘；它仿佛很和谐，总体上却从未达到过真正的自觉；尽管依然保留着淳朴生活的诗性，确实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大相径庭，客观上成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他者”，但是由于它的浑然淳朴，实际上就不可能天然地成为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解毒剂”，其本身也不具备反中心化或消解（专制）结构的倾向和功能。这正是司空图《诗品》与德勒兹“块茎”概念的根本差异之所在。同时，对于中国古代许多出身于“士”的文论作者而言，包括刘勰、司空图辈，他们实际上都怀有根深蒂固的正统的“道统”观念，所以他们的审美思维和艺术理论往往都是在一个具有中心化意味的“道”的统摄之下展开的。《文心雕龙》就是以《原道》来开篇的，而司空图同样念念不忘“心与道契”，尽管由于仕途的失意，司空图的“道”也显得超然玄远，似有老庄遗风，然而仍贯串着“以道统像”的宗旨。如清人许印芳所言：“分题系辞，字字新创，比物取象，目击道存。”[39]这也使得《二十四诗品》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品性相去甚远。所以说，对于一些希冀借助东方艺术原生态的生活诗性来救治西方理性主义僵化模式的后现代艺术家和思想家来说，这些东方文化的精粹还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过去的２０世纪里，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得不大张旗鼓地进行反传统，并全方位地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理性思想，因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需要补上这一课。然而在这“补课”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方面，我们反传统时居然把古代文论及其思维传统，连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导致了它在当代许多中国人理性思维中已经变成了遥远的记忆；另一方面，我们现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已经全方位地为西方化的理性主义逻辑所统制，２０世纪以来，我们的艺术理论和文学批评所使用的术语、概念、范畴，几乎无不源自西方文化。即使也有人在呼吁，要让中国古代文论传统重生复兴，并且试图以现行的西方理性话语方式来激活之，然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无功而返。因为高度抽象化逻辑化的西方现代理性与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之间确实如油与水难以相溶，所以每当有人用西方现代理论范畴和批评术语来解析中国古代文论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这客观上证实了一点，中国古代文论，包括“思与境偕”的思维传统，确实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当的排他性，这同样也可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后现代思想家会青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再次，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古代文论经典毕竟还是很美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天然地具有一种审美化特质，其奥秘就在于中国传统思维形态始终操持着一种审美化倾向，这在司空图《诗品》表现得非常典型，其中确实蕴含着丰富的、并仍然可以培植孕育生活诗性的思想基因，这便是许多意欲拯救西方现代理性困境的后现代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所看中的地方。问题是我们如何让它们能够在２１世纪全球化语境中重新获得有用话语功能。司空图《诗品》与德勒兹“块茎”概念客观上存在的契合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希望。以颠覆现代理性思维模式为使命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可以在中国和东方文化中发掘思想文化资源，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则也可能借助于后现代文化批评的理论而获得再生。这不仅是因为后现代文化对于包括中国传统文论在内的东方文化具有一种自觉的亲和性，更是因为后现代文化思想为了从根本上、即在语言层面上摆脱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桎梏，他们就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并创造一些富于感性形象的概念术语运用之，他们的运思方式同样也表现出一些直觉、印象和片断式的特征，这一切与中国传统文论的思维和文本形态都有较大的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论中许多形象化的词语可以为西方后现代文化批评在提炼新的术语概念时，提供一些必要的启示和资源，同时也可以在与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走出来的后现代文化批评模式和思想的相互交融中，进行深入的自我反思，达到文化的自觉，从而让自身在２１世纪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获得再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