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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性”对雅俗二元对立结构的瓦解 在“网络性”的意义上讨论“网络文学”的“经典性”，首先要确立的一个前提是，把“经典性”与那种一以贯之、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脱钩。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明确反对以《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的那种带有文化保守倾向的审美精英主义的观点，而站在他所说的“憎恨学派”的一边④。 如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⑤一书中所言，“文学”就像“杂草”一样，不是一个本体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功能意义上的概念。如果说“杂草”是园丁需要拔除的一切东西，“文学”可以相反，是被人们赋予高价值的写作。这就意味着“文学”不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拥有永恒不变的“客观性”。什么样的写作可以算作“文学”?什么是“好文学”?都是一时一地的人们价值判断的结果。价值判断与判断者“自己的关切”密切相连，本身必然是不稳定的，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又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们根植于更深层的种种信念结构之中，而这些结构就像帝国大厦一样不可撼动”(第14页)。这个隐藏着的价值观念结构，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永恒的经典”的说法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妄见”，“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construct)。”(第11页)只要历史能够发生足够深刻的变化，未来很可能出现一个社会，人们不再理解莎士比亚，也不需要读懂他，因为以那个社会的情感和思维方式，人们不再能从莎士比亚那里获得任何东西。虽然很多人会认为这种社会状况将是一种可悲的贫乏，但未必不可能是进化的结果，“不考虑这种可能是武断的，因为这种社会状况可以产生于普遍全面的人的丰富。”(第11页) 网络时代发生的一个最深刻的社会变化就是，网络的媒介特性为瓦解精英中心统治提供了技术可能。“超文本”和与ACG文化的共通性，打破了创作的封闭状态和“作家神话”，甚至“个人作者”也不被认为是必需的⑥，由此，“天才的原创性”“个人风格”等信条也就烟消云散了。“粉丝经济”决定了网络文学只能以受众为中心，判断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文学”的，不再是某个权威机构代表的“特定人群”，而是大众读者自身。 在印刷时代虽然大众通俗文学也相当发达，但一直存在着“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两个系统，“通俗文学”无论拥有多庞大的读者群也是“不入流”的，而“精英文学”无论多小众，也握有“文化领导权”。“精英文学”必然是高雅的、难懂的，大众要么敬而远之，要么以谦卑的态度学习。哈罗德·布鲁姆也承认，“经典的原意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⑦。“西方正典”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英国文学成为一个正式学科建立的结果。自从经典确立以来，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就始终存在着竞争，不断有通俗文学登堂入室，被布鲁姆奉为“经典的中心”的莎士比亚，本身正是由通俗成为经典的写照⑧。中国自五四“新文学”建立以来，通俗文学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但1990年代“市场化”转型以后，通俗文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超越雅俗”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导倾向。到20世纪末网络文学兴起的时候，金庸的经典化地位已基本确立——这或可以象征着印刷时代末期雅俗合流的大势所趋。 网络革命不但打破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之间等级秩序，而且根本取消了这个二元结构。在“网络性”的主导下，未来的网络文学将不再分“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只有“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大众文学”和“小众文学”。那些针对各种特定人群、特定趣味的“非主流文学”“小众文学”，有的可能更高雅，也有的可能更低俗；有的可能更先锋，也有的可能更保守。它们将形成一个“亚文化”空间，与“主流文化”之间保持既对抗又互动的张力关系。 目前的“网络文学”以类型小说为主，但也不是铁板一块。随着2012年互联网进入“移动时代”，针对移动受众阅读时间碎片化的特点，一些主打“小而美”的APP终端应运而生，如韩寒主编的《ONE·一个》，中文在线推出的“汤圆创作”，专门发表短篇小说的“果仁小说”，以及2011年底就上线的“豆瓣阅读”。此外微博、微信公共账号也是相当活跃的个人作品发表平台。这些“小而美”有很浓的“文青”色彩，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当年被资本“一统江湖”压抑下去的“网络文青”的复活。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期刊也开始进行“网络移民”，如由《人民文学》杂志推出的“醒客”也于2014年7月上线。各种具有“纯文学”追求的网络平台的出现，极大丰富了网络文学的生态，使网络真正成为一个媒介平台，而不是网络类型小说的专属平台。但是，它们不再可能形成一个“精英文学”系统，高居于网络类型文学之上，而是将进入到网络环境中本已存在的“非主流”“小众”文学圈中，为居于主流的大众流行文学提供文化思想和文学探索方面的借鉴资源，推动其发展，但难以再形成“文化领导权”。 我们必须意识到，网络时代也是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在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居于主流的、承载一个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主流文学”只能是大众流行文学，这是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决定的，也是文化工业的性质决定的⑨。21世纪的中国已经置身于全球化体系之中，我们的“主流文学”可能会因为特殊的文化制度而颇具“中国特色”，但也不再可能是由文学精英和政治精英联手打造的精英文学的大众化版本。由精英启蒙、教育、引导大众的历史时期已经终结，各种精英力量只能隐身其后发生作用⑩。目前，拥有最大量读者的文学就是网络类型小说，它能不能分层、分化，形成一个内在的精英指向，从而担纲“主流文学”的职能?能不能以“网络性”的形式重新让文学的“精灵”长出翅膀?这正是我们考察网络类型小说“经典性”的重要意义所在。 四、“网络性”“类型性”与“经典性” 对网络类型小说的“经典性”的考察，必然涉及“经典性”与“网络性”“类型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要引进“网络性”和“类型性”的尺度对“经典性”重新定义。 从“网络性”的角度出发，正如上文谈到的，网络时代经典的认证者不再是任何权威机构，而是大众粉丝。不再有一条神秘的“经典之河”恰好从每一部经典之作中穿过——任何时代的大众经典都是时代共推的结果，网络经典更是广大粉丝真金白银地追捧出来的，日夜相随地陪伴出来的，群策群力地“集体创作”出来的。经典的传承也是在当下进行的，没有“追认”一说，并且是否被传承本身就是确认一部作品是否经典的重要指标之一。在网文圈内，如果一部作品不但走红后很快引来众多跟风者，几年后还被后来居上的“大神”们借鉴、改装、升级换代，往往会被称为“经典”。而他们反复致敬的前辈大师之作，会被认为是“传世经典”。所有的“传世经典”都曾经是“当代经典”——“网络性”放大了人们经常忽视的经典的“当下性”，经典的“超越性”在于它穿透了那个孕育它的时代而不是超离了那个时代，正是对于本时代的“盈满状态”使其获得了“穿越”的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