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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的“经典性”不仅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尺，其本身就是文学标准变化的风向仪。中国网络文学的爆发并不仅仅是被压抑多年的通俗文学的“补课式反弹”，同时是一场伴随媒介革命的文学革命。对于网络文学的“经典性”的讨论需要从“网络性”的角度展开。由于“网络性”彻底瓦解了印刷时代确立起来的“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对于拥有最大读者群体的网络类型小说的文学地位需要重新评估，对其“经典性”的讨论需要排除一些观念误区。在确认网络类型小说同样具有文学性、独创性和思想严肃性的基础上，笔者尝试对“网络类型经典”做出定义，并倡导一种“介入式”的研究方法。 关 键 词：网络/类型/经典/主流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与‘主流文学’的重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4BZW150)。 作者简介：邵燕君，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邵燕君，女，北京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文学的“经典性”通常意味典范性、超越性、传承性和独创性。它不仅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尺，其本身就是文学标准变化的风向仪。每一次文学变革运动都是一次经典重塑的过程，媒介变革自然更具颠覆力量。 进入网络时代以来，中国的网络文学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迅猛发展①。特别是2003年以后在资本力量的催动下向类型化方向发展以来，网络文学不但形成了自成一统的生产—分享—评论机制，也形成了有别于“五四”“新文学”精英传统的网络大众文学传统。这不但对传统精英文学的主流地位构成挑战，也对“新文学”以来的文学评价体系构成挑战。随着网络文学日益“坐大”，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日益被关注。网络文学也能拥有自己的经典吗?人们在问这一问题时，通常还是以传统精英文学的经典定义作为参照。在这一参照系下，我们最多可以引进通俗文学的尺度。但不管我们如何自觉地另建一套批评价值尺度，都难免受限于精英本位的思维定势，落入为网络文学辩护、论证其“次典”地位的态势。如果从媒介革命的视野出发，中国网络文学的爆发并不仅仅是被压抑多年的通俗文学的“补课式反弹”，而同时是一场伴随媒介革命的文学革命。“网络文学”概念的中心不在“文学”而在“网络”，不是“文学”不重要，而是网络时代的“文学性”需要从“网络性”中重新生长出来。所以，对于网络文学的“经典性”的讨论，我们不妨跳过通俗文学这一步，直接从媒介革命的视野展开，从“网络性”的角度讨论网络文学的“经典性”。 一、跳出“印刷文明”的局限 从媒介革命的角度出发，意味着需要跳出哺育我们长大的印刷文明的局限——这正是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之前发出的那句著名警句“媒介即信息”提示我们的。 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和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的感官能力由“统合”—“分化”—“再统合”的历史。拼音文字发明之前，部落人感觉器官的使用是均衡的。拼音文字的发明打破了部落人眼、耳、口、鼻、舌、身的平衡，突出了眼睛的视觉。从古希腊荷马开始的文字时代在人类社会持续了约两千年，而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出现才最终结束了部落文化，保证了视觉偏见的首要地位，进一步加重了感官使用失衡的程度。以电报发明预示的电子革命的来临，尤其是电视和网络多媒体的出现，则恢复了人的感官使用比例的平衡，使眼、耳、口、鼻、舌、身重新均衡使用，在一个更高的层次重新统合化。电子时代由于人的感觉器官重新统合化，人们比分割化的过去更多地使用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尽管是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然而它又是综合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方式之一，然而它又是单一的思维方式。在更深广的意义上，形象思维包括了逻辑思维。麦克卢汉猛烈抨击了西方建立在拼音文字基础上的理性文明导致的个人主义、专业主义、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认为电子时代可以使人所有感官深度参与，在“地球村”的愿景上重新“部落化”。他对电子革命可能带来的“地球村”的乌托邦想象是以前文字时代为蓝本的。在他看来，以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为基本判断标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文字时代/部落时代、古登堡时代、电子时代。我们以往认为的人类真正进入文明的印刷时代，在他这里恰恰是“文明割裂的时代”，是两个伟大的“有机文明”之间的过渡。② 麦克卢汉的观点提醒我们从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大局观”审视人与媒介的关系。在这一视野下，“纸质文学”虽然在时间上是与“网络文学”最近的，却不是最具亲缘性的。从生产—分享机制和文学形态上看，与“网络文学”最具亲缘性的文学应该是前印刷时代的“口头文学”。从《荷马史诗》到莎士比亚，从《诗经》到“说部”“聊斋”，这些口口相传的“舌尖上的文学”，更是即时互动的“网络文学”的“活的源头”。而从“自然村”到“地球村”，从“脸对脸、面对面”到“相聚在二次元”，“网络文学”必然发展出其全新的媒介特征。 如果我们认可印刷文明很可能是两大有机文明之间的过渡文明，至少不是终极文明，那么，想必也能接受，文学的发展轨迹未必是线性的，而是螺旋性上升。在这一前提下，当我们考察网络文学的“经典性”的时候，可以引为参照的，就不是“纸质文学”的标准，也不是更具亲缘性的“口头文学”的标准，而是“经典性”如何在“口头文学”“纸质文学”发展进程中，以各自的媒介特性呈现出来的。“内容一经媒介必然发生变化”，这正是“媒介即信息”这一论断的重要内涵。 这样的研究前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我们无需再讨论“网络文学是否可以拥有自己的经典”这样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媒介革命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不再存在“网络文学”的概念，相反，“纸质文学”的概念会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因为网络将是所有文学、文艺形式的平台，“纸质文学”除了一小部分作为“博物馆艺术”传承以外，都要实现“网络移民”。目前各种居于“主流”“非主流”的文学传统、文学力量都要在新的媒介平台上重新争夺“文化领导权”。不过，“纸质文学”的“网络移民”绝不是原封不动地“穿越”，而是要经过脱胎换骨的“重生”。来自古老传统的“经典性”必然要穿越印刷时代，以“网络性”的形态重新生长出来——不管经典之作何时问世，“经典性”的萌芽都被携带在胚胎里，而考察这一胚胎形态的生长过程才是我们今天的研究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