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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离骚》第一，屈原；《九辩》第二，宋玉。 第二组：《九歌》第三，屈原；《天问》第四，屈原；《九章》第五，屈原；《远游》第六，屈原；《卜居》第七，屈原；《渔父》第八，屈原；《招隐士》第九，淮南小山。 第三组：《招魂》第十，宋玉；《九怀》第十，王褒；《七谏》第十二，东方朔；《九叹》第十三，刘向。 第四组：《哀时命》第十四，严忌；《惜誓》第十五，贾谊；《大招》第十六，屈原或景差。 第五组：《九思》第十七，王逸。 汤文判断，第一组的纂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第二组作品的增辑时间，当在西汉武帝时，其增辑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辈，或即为淮南王刘安本人。第三组作品的增辑时间，当属西汉元成之世，其增辑者即为刘向。第四组作品的增辑者已不可考，增辑的时期当在班固以后，王逸以前。第五组作品只有王逸的《九思》一卷。它跟以前的十六卷合并，就是后世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 关于这个考定，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宋玉。如果此证确凿，那么宋玉就很可能是《楚辞》的最早编定者，该《楚辞》本所收即为《离骚》和《九辩》。 这样看来，《汉书·地理志》那段提及“世传楚辞”的话还是十分重要的，或许并非泛泛而论：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其中捉到屈辞被“传”的第一个阶段即是“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 问题是，宋玉是从哪里见到屈辞的？没有迹象表明，宋玉去过屈原流放地，显然不会是至当地“侧闻”了屈辞；而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宋玉是在“屈原既死之后”才出道的，其创作大量辞赋主要是在楚国郢都，是在陪侍楚襄王的时期。如果说关于《离骚》的创作时间还有未放江南与放逐江南两说，若按前说，《离骚》还有可能有文本留在朝廷，那么《涉江》、《哀郢》则肯定是在流放途中所作，何况如上所补证，有更多的信息显示《离骚》也应作于进入沅湘一带之后，而且其创作受原始《九歌》的影响十分明显。 这样看来就只有一种可能，屈辞被屈原创作并“行吟”发表的同时或稍后，就已经被人记诵、抄写，并陆续传抵朝廷。这或许也正是屈原“行吟”的用意之一。宋玉、唐勒之属所习所传的屈辞应该即属于朝廷系统。 由此便出现了入汉之后不同的盛传屈辞之地。一个系统是在长沙江湘流域，屈原“行吟”的故地，贾谊正是在这里“侧闻”了屈原，并聆听或一睹了屈辞；司马迁也是在这里访问获得了更多屈原的事迹和作品。另一系统则是在故楚朝廷及王府所历之地，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所属之地即是。 《汉书·地理志》继提及宋玉之后接着提到的传楚辞者即吴王刘濞招致的“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吴王刘濞定都广陵(今江苏扬州)，“王三郡五十三城”，“三郡”即指汉初的东阳郡、吴郡与鄣郡，亦即后来的会稽郡、豫章郡、丹阳郡，战国晚期属楚重要区域，楚令尹春申君即被加封于此。(《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此地流传楚辞，恰有严夫子(庄忌)所作《哀时命》为证，因为其中更有多处化用《离骚》《涉江》《怀沙》《远游》《抽思》还有《九辩》的诗句，如其中的“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履绳墨而不颇”，分别与《离骚》的“哀朕时之不当”、“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循绳墨而不颇”仿佛；其中的“往者不可扳援兮，来者不可与期”、“夜炯炯而不寐兮，怀隐忧而历兹”、“谁可与玩此遗芳”，分别与《远游》的“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谁可与玩斯遗芳兮”近似；其中的“冠崔嵬而切云兮，剑淋离而纵横”、“雾露蒙蒙其晨降兮，云依斐而承宇”，分别与《涉江》的“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关联；其中的“孰知余之从容”、“为凤凰作鹑笼兮”、“一斗斛而相量”，分别与《怀沙》的“孰知余之从容”、“凤凰在笯兮”、“一概而相量”对应。至于“道壅塞而不通”、“廓落寂而无友兮”等，则分别与《九辩》中的“路壅绝而不通兮”“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等句极为相似。从《哀时命》对《九辩》的因袭看，知包括宋玉等所作拟骚辞在内的楚辞均已传至故楚吴地，也可知其传本显属朝廷一系，其化用《怀沙》，以“一斗斛而相量”置换“一概而相量”，即是采用朝廷本的证据，因为司马迁所录江湘系统的《怀沙》，此句是“一而相量”。此外，《史记‘酷吏列传》称严夫子(庄忌)之子庄助特别举荐会稽人能为楚辞者朱买臣入朝，两人以楚辞“俱幸”，也是吴地流传楚辞的一个证明。 至于楚辞得以流传的具体传播方式，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后叙》中有云：“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以相教传”，这应该确是屈辞历迁都易地、改朝换代而未泯的缘故之一了。 入汉后屈辞另一个盛传之地即故楚末都寿春所在的淮南一带，其传者尤以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为代表。1977年，距寿春不远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汉简中发现了《离骚》《涉江》残句。对此，阜阳汉简整理组做了具体介绍[10]： 阜阳汉简《楚辞》仅存有两片。一片是屈原《离骚》第四句“惟庚寅吾以降”中的“寅吾以降”四字，简纵裂，存右边字的三分之二，残长3.5；宽处0.5厘米。另一片是屈原《九章·涉江》“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两句中“不进旖奄回水”六字，“水”字仅存一残笔，“不”字完整，其它四字存左边的四分之三。简残长4.2；宽处0.4厘米。简文淹作“奄”，兮作“旖”，与今本不同。 据墓中铜器、漆器铭文和《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考古学家已确证墓主人乃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因此汉简的下限年代不晚于这一年。《离骚》《涉江》虽只有两片残简，但可以看到，早在淮南王刘安之前的汉文帝时代，故楚末都寿春一带已有书之简帛的屈辞习授。 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传授屈辞更是于史有征。《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称汉武帝时淮南王曾受命为《离骚》作传：“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而《楚辞补注》于《离骚后叙》之后所附文字引班固《离骚序》提到： 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皦然泥而不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从这段叹语可知，淮南王刘安不但熟读《离骚》，章句之外还能把握精神、构思和风格，对《渔父》《涉江》亦是化用自如(《渔父》有“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涉江》有“与日月兮齐光”句)。此外，《楚辞章句》所收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则是宾客习屈辞拟骚赋的证明。 由此，汤炳正《〈楚辞〉成书之探索》称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继宋玉之后又一次纂辑了《楚辞》，虽属推断，却不无可能。 至此，从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期，由“侧闻屈原”到“世传楚辞”，屈辞的初期传播业已完成。这“世传楚辞”的“楚辞”，或许可以加上书名号，即“世传《楚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