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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辽代散文的整体价值评估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以儒家道德礼义为用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以佛教信仰为修是其辅助价值参数；散文内容与形式的整体表现是题材价值为具体日用伦常与抽象学科理念的统一，艺术价值是由简而繁结构体式，而生态化艺术描写、文史统一的散文理念共同构成其复合型艺术库。 【关 键 词】辽代散文/整体评估/价值表现 【作者简介】蒋振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辽代(907—1125年)享国近220年，文学与其武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汉唐赵宋之文学相比，亦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两百余年的文学创作，从形貌到内质，从史承到传响，都有不容小观者。以散文而论，实乃构成辽代文学的主体力量，成就斐然。陈述所编《全辽文》12卷和阎凤梧所编《全辽文》(不分卷)两种所收辽代散文共计有诏谕、敕制、哀册、册、官告、表、奏、疏、铭、颂、偈、记、题、祭文、墓志、杂著、对策、序、行状、书、牒、引、劄子、券24体，文810篇，作者228人。但辽代散文创作的历史真实远非上述散文诸体、诸作、诸家所能反映。据《辽史》、《契丹国志》、《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辽代石刻文存》等材料所载，如辽道宗、耶律良、耶律孟简、耶律谷欲、刘京、萧韩家奴、萧孝穆、杨佶、李浣等，这些作家文集中的有关散文文体，虽篇数难以统计，但当为数不少，这些被历史淹没了的散文也无疑对构建辽代散文创作的大厦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样如《辽史·文学传序》所描述的“骎骎崇儒之美”、[1]彬彬文章之盛，金元以降，在本已没有足够重视和深度研究的成果中，都缺乏对辽代散文创作的整体地位评估和多元价值发掘，有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尝试论之。 一、儒礼为用佛义为修的主题价值取向 两百余年的辽代散文创作在宏观整体的指导思想上表现出以儒家礼义道德为用，以佛教心性信仰为修的儒佛文化共融的历史趋势和价值取向。上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史，包括专门的散文史比如陈柱先生的《中国散文史》、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散文史》，都没有从宏观整体对辽代散文做这种俯瞰。在前述辽代散文24体中，除了涉佛的记(包括庙记、幢记、塔记、造经题记)、墓志、碑铭(关于涅槃的僧侣等)外，其它各体或宣传儒家忠孝礼义、提倡人伦道德、仁义诚信以崇儒，或赞美忠臣孝子、义夫烈妇以践儒，整个散文创作笼罩在浓厚的儒家思想氛围之中。 虽然有辽一代的崇儒风尚经历了初期的荒凉空白到中期的繁荣昌盛，但在崇儒的结构造型上却自始至终表现出最高皇帝纳儒、朝廷官员倡儒、社会庶众学儒这样的三层建构。《辽史·文学传序》对这个三层建构的前两层进行了客观但又表现出史官为尊者言的复杂心理描写：“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2]一者由太祖太宗至景圣间，正是走的辽代崇儒从空阔到充盛的路子；一者造建了由皇帝到侍从的崇儒架构。而在实行践履上，《辽史·张砺传》则对这两者有极为精辟的记述：“太宗见砺刚直，有文彩，擢翰林学士。”[3]“唐彀收贤，当选儒宗，以付文柄”，[4]太宗赏识的是那些有儒学的贤者，这是皇帝纳儒的表现；贤者擢升为官吏，这官吏就具备了亦官亦儒的双重身份，那就表明他是倡儒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张砺传》所记者为“文柄”之把持者是儒宗，这就宣誓了辽代散文或文章创作必须由儒者来承担，从而造成了辽代散文儒学为用的理论指导思想。反过来，我们亦可从诸多辽代散文作品中发现繁富充实的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内涵，以下略举数例以明。 马保忠《上皇帝书》：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5] 马保忠，兴宗朝官至枢密使，这篇书奏散文倡导全面施教和实行孔孟儒家文化，包括孔孟思想之源——尧舜三代圣帝明王之典章仪宪，这是有辽一代最富宣言式的也最富儒家思想倾向的短文，该文也以最明洁警喻的语言表达了对于全部儒家思想文化的继承光大之愿，向最高统治者明确提出了治国治文的唯一思想方向和大政方针。 耶律常哥《述时政文》：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淫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刑罚当罪，则民欢善。不宝远物，则贤者至。建万世磐石之业，制诸部强横之心，欲率下则先正身；欲治远则始朝廷。[6] 四书五典，儒家宪章，为治教之本，这是指政治思想层面的治国方针；轻徭薄赋，为治国之基，这是指经济思想层面的治国之策；戒侈勤俭是为官者的治事之方；满损安危、正身律己……无一不是儒家所提倡的。与马保忠的《上皇帝书》比，常哥之文更条分缕析，儒意详赡，更显“骎骎崇儒之美”。 耶律昭《答萧挞凛书》：昭闻古之名将安边立功在德不在众。故谢玄以八千破苻坚百万，休哥以五队败曹彬十万，良由恩结士心，得其死力也。阁下应非常之遇，专方面之寄，宜远师古人以就勋业。[7] 此文作于流放西北之时。在带罪流徙、边境紧张、生命难保之际，作者仍劝告守边将，即使寇掠频仍，战事险恶，也不能忘记儒家祖训以德服众，以德治边，故孔孟德仁之政为该文所主体旋律，亦显有辽一代散文崇儒气氛之浓烈。儒学为用，主要用在治教、治国、治身、治人方面，已如上述。在辽代散文的诸种体式之中，涉佛之文在作者数量上，《全辽文》所存有名氏者约略50余人，而其中释氏35人，占75％，无名氏则不可胜记；在作品数量上，初步统计为477篇，几占全辽文的60％。如此浩大的作家队伍和作品数量，足以说明辽代散文在整体上，佛教创作几乎造就了统治文坛的彬彬之盛。与儒家散文以用为主的创作趋势和价值取向相比，涉佛之文在于宣传宗教信仰的主流意识即以明心见性为修。我们对此亦举数例以资证明。 张明《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粤惟开示悟人，四义昭然，达此真垂，深信禅理，心非心所系，法无法可宣，万有都亡，一言顿悟。复三祗而精进，观四智以通明，即我感化寺辛禅师者矣。……禅师气禀淳和，性惟沉静，爰从佩牒，便悟出尘，神颖不群，风鉴高迈，糠粃仲尼之典，锱铢老子之言。考彼两宗，伏膺大教。……精勤永法，夙夜澄神。……夏满游方，检声闻之密行；情深济物，运无欲之慈心。访真侣于江南，礼名山于湖外。一参□要，悉悟玄机。[8] 智辛禅师所修之禅理，在“心非心所系，法无法可宣”，正是那种无心忘心的修心见性，也是一种平心静气的炼养之方，表里俱澄澈，达到天人合一的思与境谐的心性修炼之境。所谓“夙夜澄神”、“情深济物”，一方面是物我两忘，超然物外与境象之外；另一方面又显菩萨心肠的那种普济万物。关于前者，我们同样可以在辽代诗歌中找到有辽一代的信佛思与境谐的见证。 萧观音《应制》有云：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大宇看交泰，应知无古今。[9]该诗所描写的通蠡谷薄鸡林，实指人心要修养到超越广阔时空之境，有如古佛之心，物我两忘，作者的写文之心与千年万里时空共通，正如念佛之声与万千色界共融一样。辽圣宗信佛有加，对佛教心性修养法尤其谙熟，其《赐圆空国师诏》以简洁之笔，精辟概括了佛教玄奥深湛的修心见性不二法门： 朕闻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贤，亦不敢倚一慢二者也。今睹大禅师识超券内，心出环中，洒甘露于敬田，融葆光于实际，总持至理，开悟众迷，朕何不师之乎？[10] 圆空国师禅修之“至理”在于“心出环中”，即老庄所谓的得其象外，超以环中，也即中国道家艺术精神和艺术修养的至高之境；又所谓“葆光于实际”也是一种主客体相融，天地自我一贯的达生之境，故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尘”，庄子所云“注焉不满，酌焉不竭，不知由来何去”，都是一种与天地精神来往的浑同之境。圣宗一朝为辽代政治、经济、文化之鼎盛，而圣宗皇帝尤好释教，通晓佛理，对佛法禅宗研读有加，故所赐圆空国师之诏，体现了他对于国师修禅了性的深刻理解，以最高统治者如此信佛修禅之心延及国家思想文化，在散文领域形成涉佛信禅之创作风尚则不足为奇了，而且散文创作作为一种与修佛相通的精神活动，心灵感照，形成文理与佛念融会的局面，构成了辽代意识形态中文心、佛心，心连心的奇观，故释和照在《创建无垢净光法舍利塔记》中深窥佛理文法的相互关系道：“释迦氏之教，例分于八；陀罗尼之藏，名划其七。实谓理亹亹而文彬彬，玄奥贯于群宗。”[11]深奥的佛理必须靠彬彬之盛的文辞来表达和流传，所谓佛心与文心，人同此心而心同此理。 此外，佛教生活、佛教文化在散文中的反映，也构成涉佛散文明心见性之修的有机部分。今本《全辽文》所录作者绝大部分为释氏沙门、和尚法师等，有名也好，无氏也罢，凡举碑志、墓铭、塔记、幢记、题记、序记，无不反映佛教被信仰的壮观，至于寺院建构、优美山林、庄园胜景、自然风光、历史遗存……无不毕至于其神来之笔下，有的作品则反映了这些释门沙僧和尚们高深的文化修养与良好素质。受戒居士王鼎在其《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中云： 噫！佛法西来，天下响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赀。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惟恐居其后也。故今海内塔庙相望，如睹史之化成，似耆阇之涌出。第当形胜，举尽庄严，非护世神灵潜有加被，出尘龙象，先为主张，何以至于是哉？[12] “天下响应”，此见信佛之广；智巧各输其谋艺，此见修佛之高，于此又见辽代散文于佛教在于表现明心见性为修的取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