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题材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多元复合 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推演绎之，则一代文学有一代文学之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趋势。以辽代散文而论，其内容上的整体趋势绝不如一些散文史家所概言之的“务实致用”，而在形式上亦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宗唐”、“宗宋”。虽然《全辽文》所存为数居多的确实是那些墓铭碑志、诏令奏记书表之“务实致用”之文，但在所有《全辽文》各种体式中，所涉题材内容已遍及辽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外交、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与此前唐代散文、两宋散文的题材内容相比，也逊色不了多少。在时政、经济、军事、涉佛、外交五个方面，下列几篇便足以与唐篇宋章相媲敌，如耶律昭《论边政书》、耶律常哥《述时政文》、萧韩家奴《制问对策》、耶律隆绪《封高丽王册》和《赐圆空国师诏》、耶律琼《与知雄州孙全兴书》、李仲宣《祐唐寺碑记》、耶律洪基《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引》等等。除了这些重大题材内容进入作家手笔中之外，人们日常的生活内容、思想情感也被写得有声有色，如《辽史·文学传》所记七位散文作家，亦有其于细微处显妙笔的特点，如王鼎的《焚椒录序》独写个人遭际、情感真实。不管大题材或小生活，辽代散文在整体的写作对象上已涵盖了全社会和大自然。 就散文形式而言，辽代散文创作在整体上表现出多种艺术追求、多种风格共存的趋势，既不只停留在唐代的清新自然上，也不只学习宋代的格高韵远；既不独学白居易，也不只仿苏东坡。质直简朴与繁丽富详承传交映，是辽代散文在两百余年形成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趋势。辽代初期，适应着百废待兴、一切从简约零点开始的时代性，散文如皇帝的诏令、大臣的进谏奏疏，也都是篇幅短小，语言质朴，文字简省的结构特色，即使像辽太宗耶律德光的《立石敬唐为大晋皇帝册》几近600字的文章，在辽初近70年间也为数不多。但随着辽代经济文化的发达，尤其是“骎骎崇儒之美”形成后，到了辽圣宗、兴宗、道宗时期，辽代散文在结构形式上形成了繁富宏伟、洋洋大观的局面。《辽史·文学传》七位散文家的作品，如萧韩家奴、王鼎之作都娓娓道来，在前引耶律昭《论边政书》中已见出语言繁富文彩绚丽的痕迹。至于耶律乙辛的《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更是学者们赞赏的辽代散文繁富而生动曲折的佳构。 骈散结合而又各擅其长的语体形式也是辽代散文的共同体式追求。无论是叙事、议论、抒情、写景，都继承中原文化尤其是先秦古文和六朝骈文的奇正结合、韵散融合的优秀传统，哪怕是最简单的皇帝诏令，也往往在散句中嵌上一两句骈偶之语，使文字错落有致，自由与整齐和谐统一。这种语体价值追求，表现了契丹民族自觉向汉民族优秀文学传统学习、融合的谦虚态度和宽广胸怀。这种追求在辽初就初露端倪，如卢文进《遣使诣后唐上表》中云： 顷以新州团练使李存矩提衡群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则毒甚于财狼，聚赋敛则贪盈于沟壑，人不堪命，士各离心。臣即抛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九年雁塞，徒向日以倾心；一望家山，每销魂而断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辞；石季伦之乐中，莫陈归引。[13] 这些语句可与江淹之《别赋》、王勃之《滕王阁序》相提并论，其取意、取境、取语气口吻，几有如出一辙之势。不仅如此，虽皇帝之诏册等制式文章，也要求语式工稳、朗读琅琅，如太宗《立石敬唐为大晋皇帝册》中“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乱而汉图昌”，[14]“补百王之缺礼，行兹盛典；成千载之大义，遂我初心”[15]等句，对仗整齐，平仄协调。这种骈散统一的语体追求，无疑表现了对于对称之美的激赏，发展到辽代的盛世即圣宗、兴宗时期，则更加锦上添花了。 辽代散文也能在制式化的骈偶之句中流露出作者的真情实感，突破了一味讲究语体格式的藩篱，体现了辽代作家对于文学情感要求抒真诚的思想变革，这种情况在臣子上给皇帝的奏疏中多见。 如马得臣《谏上击鞠疏》：“臣窃观房玄龄、杜如晦、隋季书生，向不遇太宗，安能为一代名相？臣虽不才，陛下在东宫，幸列侍从，今又得侍圣读，未有裨补圣明。陛下尝问臣以贞观、开元之事，臣请略陈之。臣闻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罢，则挽辇至内殿。玄宗与兄弟欢饮，尽家人礼。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谓至孝。臣更望定省之余，睦六亲，加爱敬，则陛下亲亲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闻二帝耽玩经史，数引公卿讲学，至于日昃。故当时天下，翕然向风，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愿研究经理，深造而笃行之，二帝之治，不难至矣。臣又闻太宗射豕，唐俭谏之；玄宗臂鹰，韩休言之，二帝莫不乐从。今陛下以毬马为乐，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钺言之。”[16] 文章引古喻今，言辞恳切，感情真挚，实乃肺腑之言。 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受其生态环境影响决定的可能性极大，这种文化，学界名之为生态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属种，文学自然也就有生态文学了。辽代散文依托于契丹民族那种苍凉、荒远、萧森、磅礴的辽海风貌，依托于北方土地的黑色肥腴、风草交加的地理环境，从而表现出浓厚的辽民族特色的黑色生态散文气质，与中原黄土地环境衍生的汉民族散文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苍凉遒劲，粗犷猛武，扑鼻而来浓烈的戎马和野羊的腥膻；后者则平实温和、持重雍容，让人感受到黄河文明的深厚中庸。 辽代民族特色的生态散文在题材上以描写风物民情、建筑庙塔、生活习惯的记类散文居多，在语言上也民族生态气息浓厚，从而形成了辽代散文整体发展趋势的生态化。题材上的生态化多从地理环境、方位维度、气候特征入手，向民族尚武、游牧心态过渡，典型之作有王鼎(状元)《慧峰寺供塔记》、释慧察《易州重修圣塔院记》、宋璋《广济寺佛殿记》、李仲宣《佑唐寺创建讲堂碑》等。其中李文从佑唐寺的地理位置、生存环境、空间维度入手，真实地勾勒北方契丹民族特有的气象森严、荒阔辽远的辽海风情，极具黑色环境气息，文章洋洋洒洒，篇幅宏伟长大，由河海山岳的雄奇峻峭联想到戎马战争的惨烈，反映了辽代契丹民族崇尚武功的民族爱好和民俗心态，更显黑色生态的神奇魅力。 语言上的生态化则表现为契丹民族用自己的母语从事散文创作，象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良、萧韩家奴、耶律固、萧观音、寺公大师等都是卓有成就的契丹文作家、散文家。这里我们拟不论他们的母语散文创作，即以汉民族散文家如李谦贞等受契丹语言文字影响而写作的散文而言，其准黑色生态化的痕迹也非常明显，如他的《郑恪墓志铭》有云：“(郑君)凡与人交，未尝以疏数穷达移易乎平生。不为儿女喜喜之行，抑有大丈夫望望之志也。”[17]这里的“喜喜”、“望望”等字，是契丹语言中的一种特殊修辞手法，其作用在于强调、加重对人的品质之态度，“喜喜”含有汉字中浅俗、喜形于色之意，“望望”则为高远宏大之思，李氏借用契丹语修辞法了无痕迹又恰到好处。不仅如此，今检北宋文人诗文创作，受契丹语影响而准黑色生态化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经常出使辽国的北宋使者、诗人余靖、刁约，都曾用契丹语写诗。如余靖的北语诗，据《契丹国志》卷二四载云：“夜宴设罢(——汉译，侈盛也，下同)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斡勒(厚重也)。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18]该诗将契丹语和汉语珠联璧合，妙绝当时。 散文创作必须有散文理论或散文观念指导，终辽一代之散文观念在整体上表现出文章观与史学观融合统一，即文人之史观与史家之文观统一，这种文史统一的观点包含如下几方面的作文修史的倾向。 第一，强调文章的实用性。自汉迁班以来，史家为文，注重实录，这个传统亦被辽代一些修史官所承续。耶律孟简曾有感于辽建国几近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19]故向皇上乞表修史，据《辽史》本传载其对修史官所说话语：“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20]这样的修史撰文的指导思想，以求实征信为原则，选词遣句以“当否”为准绳，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有辽一代实用之文的普遍流行。 第二，修史直书，强调史心的客观性。实用的原则必然导致直书的修史态度即史心。故王鼎(进士)在《焚椒录序》中云：“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观变以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21]萧太后私通伶人之事乃耶律乙辛所诬构，王鼎为澄清真相，又感于自身遭际与之同病相怜，故慨然感怀，疾呼定必“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此见王鼎《焚椒录序》之作乃为“直书”而成，告诫后之史官务必“直书其事”，乃为良史。王鼎以文人口吻谈修史，“直书”乃文人之散文观与修史者之统一。 第三，史靠文呈，事须语记，故史笔亦必具有文学性，史与文和谐统一。这种强调史笔之文学性的文史统一观以李万所撰《耿延毅墓志铭并序》极具代表性，其文有云：“公讳延毅，姓耿氏……薨于正寝……将赴葬期，乃征铭于陇西氏。万元非史才，久废文章，承郡王之教，难以固辞，乃考世德，刊勒墓石。”[22]李万所谓“史才”者，须有文章之才，亦即史笔须靠文笔来装饰润色，故史家实乃文士。迁班传统本来就是亦史亦文，延至辽代，仍一脉相承，由此可见辽代文史统一的观点占据着主流地位。 两百余年的辽代散文创作以儒家礼义道德为用，“崇儒之美”必然导致务实适用的创作倾向，因此，“务实”与“致用”成为辽代散文的核心价值体系，而佛教明心见性的禅修信仰功夫形成对儒家致用的辅佐，是故佛理为修成为辽代散文核心价值的副产品。但是，辽代散文整体评估的参照系还包括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范畴，就内容的宏观表现看，不只拘泥于实用的形而下的社会日用伦常，也包括形而上的理，即涵盖了诸如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以及科学技术等学科门类的观念形态和具体施行。辽代散文含蕴的题材价值不但是具体生活的，而且是抽象理念的。就形式的宏观表现看，由简到繁的结构体式、骈散结合的文体模式、黑色生态化描写、文与史统一的文学观念，使辽代散文的艺术价值形成了复合型态势。总之，辽代散文以其核心价值、辅助价值、具体与抽象统一的题材价值、复合型的艺术价值搭建起了自己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主要平台，值得我们重视和认真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