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侧闻屈原”：江湘流传屈辞考 如果确如上文所言，屈辞乃“行吟”所歌，那么屈辞就应该首先是在行吟地被听闻、记诵并流传开来。关于此，恰恰有一件事情可以作为旁证，这就是贾谊至长沙凭吊屈原并作《吊屈原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贾谊是汉文帝时人，早在吴、楚两地传诵并拟作楚辞且使楚辞大热朝廷(详后)之前，他是被降职前往长沙经过湘水时听闻了有关屈原投江的传说的，所谓“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吊屈原赋》)。那么当地是否还流传着屈原的作品呢？ 贾谊“投书”所作的《吊屈原赋》中，有些辞句与屈辞颇相仿佛。如其中“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似取义于《怀沙》的“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似取义于《涉江》的“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和《怀沙》的“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似取义于《离骚》的“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和《怀沙》的“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而其中的“国其莫我知”与“何必怀此都”，更显然是袭自《离骚》的“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由此来看，贾谊分明是从当地听到或读到了《离骚》《涉江》《怀沙》等屈辞篇章的。 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人，此时楚辞已在朝廷广为传播，司马迁也读到了屈原的许多作品，并为之动容：“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其间为撰史做足准备，曾“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而其亲抵屈原行吟自沉处造访的收获，便是写出了《屈原贾生列传》。值得注意的是，该传记援用和录入了屈原的两篇作品，一即《渔父》，一为《怀沙》。前面提到汤文已经证明，《列传》中这两篇屈辞均与王逸传本有异，属于两个传本系统。这就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太史公此前并未见到《渔父》和《怀沙》(称“余读……”时并未提到这两篇)，至长沙后始访得，于是写进了传记； 二是虽在朝廷读过一般传本《渔父》和《怀沙》(早于司马迁的严夫子《哀时命》援引《怀沙》即属一般传本)，至长沙访得本地传本后采用了当地本。 无论哪种可能，似都可证明“屈原所自沉渊”之地确有屈辞流传。 其实，王逸在《楚辞章句》的各篇序文中已经多次提及屈原投江自沉后当地楚人痛惜屈原而传屈辞的情况。《九章序》云：“《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天问序》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渔父序》云：“《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世论其词”、“共论述”、“叙其辞以相传”，差不多都是指群体将听闻所记汇总起来以相纂辑。王逸身为汉代人，去楚还不算太远，本人又是楚地之人(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县)，其推断或许有部分根据，或者其推断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文化氛围，那么他的这些说法，应该也可以算作屈原“行吟”而为当地楚人所听闻、所记诵的一个旁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