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神助”与禀赋之才之间的这种关系解读，在古人那里也有涉及。宋代文人陈师道将神助之“神”泛化为“万物”： 万物者，才之助。有助而无才，虽久且近，不能得其情状；使才者遇之，则幽奇伟丽无不为用者。才而无助，则不能尽其才。[34]卷十一 有才是先决条件，而有万物之助，兴起情怀神思，始能摹绘万物情状，始能尽才。“神助”之以神助人、“万物助”之以万物助才在这个论述中是一体的，陈师道提醒我们：无论以什么相助，最终的归结点都是“才”。 宋之问《灵隐寺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一联因附会上骆宾王而成为神助说的代表。但王夫之却通过对本诗细致的评赏反驳说：“取景宏多而神情一致，以纯净成其迂回，于此体中当为禘祖。‘龙宫锁寂寥’五字已成绝唱，非‘楼观’一联不足嗣响，故来好事者之传讹。”[35]卷三意思是说：本诗至“龙宫锁寂寥”已经成为绝唱，随后若要成就全诗，实为绝难之事，因此能赓续绝唱者定是才之神异。对奇才奇句如此的叹服，所以就引发了后来人的传奇性演绎。王夫之的这个解释，正是对神异、神助、神授之类轶闻实则就是才之禀赋性别样赏赞手段的认定。 清代贺贻孙在《诗筏》中又将神助与自我之神联系起来： 诗文有神，方可远行。神者，吾身之生气也。老杜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吾身之神，与神相通，吾神既来，如有神助，岂必湘灵鼓瑟，乃为神助乎？老杜之诗所以传者，其神传也。[36]136 神就是气，依照古人的理解，它是气之精者、华者，气之主者，气之中最鲜活生动者。但此处的“神”更代表主体自我。所谓神助，不是别有仙灵相助，是自我才赋生气的鼓动与赋形，是自我之“神”的现身，是自我之才的寓托。 无论神遇、神梦或者神授，所有神助传说仅仅是一个借以表达非常规、非常在义难以求证事物的幌子，神助论的宣扬者假此实则有着共同的祈向——一种优异禀赋之才的从天而降，或为此而自诩，或为此而祈祷；反过来，其所印证的恰是决定文学创作的才具有这种由天而得似有神异灵能的禀赋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江郎才尽”这个著名典故。本典故最早见于《诗品》，其中云：“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南史·江淹传》所叙更为详细：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治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诗绝无关句。时人谓之才尽。[37]卷五十九 围绕江淹才尽的传说，历代引发了江淹之才是否尽，人之才是否能尽，是什么因素影响妨碍了才的尽数发挥，保持才发生效用、维持才情不衰的途径是什么等诸多话题。如果说历代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一些拘泥于江郎才尽这一传说具体的因由，更多的是就事论事，那么站到这个传说更高的视点反思，则能发现其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价值与意义：类似的传说之所以恰恰在文学重才的魏晋六朝之际开始产生，它隐含了文学创作关乎才、决定于才、才乃天赋不可勉强的对文学之才的崇拜思潮。这种文才崇拜一则是对才的态度，一则是对文学之才的深化认知。 神助不仅仅和具体的神异传说融为一体，后世又演化为一个评赏术语，那些异想天开、出神入化、兴会颖异的佳篇佳句，往往被冠以神助及同质性评断。皎然《诗式》进行了理论总结，他将那种“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的佳句称为“若不可遏，宛如神助”。[38]卷一宋代《诗学规范》引《续金针格》，将诗句分为“自然句”与“神助句”。[4]608以王夫之为例，由于他本身重视才情，因而格外喜好以此类语言评诗： 《古诗评选》卷四曹丕《杂诗二首》“漫漫秋夜长”一首：“扬子云所谓不似从人间得者也。”[39]661 《古诗评选》卷四曹植《七哀诗》。王夫之一直抑曹植而扬曹丕，因此诗极佳便怀疑系伪作，故有“乃以植駔才，奈何一旦顿造斯品”的质疑，但对此诗本身评价很高：“情乍近而终远，词在苦而如甘。……‘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可谓物外传心，空中造色，结尾语居然在人意中，而如从天陨，匪可识寻，当由智得。”[39]665 《古诗评选》卷四阮籍《咏怀》：“‘湛湛长江水’，写景写情，不谓从人间得来。”[39]680 《古诗评选》卷四张华《拟古》：“具此深远之才，方堪拟古。杂之十九首中不辨矣，自是两晋第一首诗。‘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命情造句，不似从人问得也。”[39]691 《古诗评选》卷四张协《杂诗》“述职投边城”一首：“诗中透脱语自景阳开先，前无倚，后无待，不资思致，不入刻画，居然为天地间说出，而景中宾主，意中触合，无不尽者。‘蝴蝶飞南园’，真不似人间得矣。谢客‘池塘生春草’，盖继起者，差足旗鼓相当。笔授心传之际，殆天巧之偶发，岂数觏哉？”[39]706 《唐诗评选》卷一李白《乌栖曲》：“‘青山’句，天授，非人力。”[35]904 《唐诗评选》卷二杜甫《拟古明月何皎皎》：“迎头二十字，宛折回互，笔力万钧。逆下却用‘芳树’二句兴语缓受，顾云矗起，散为平霞，无心自奇，神者授之矣。”[35]951 《唐诗评选》卷二杜甫《渼陂西南台》：“‘乘凌借俄顷’下，但冥探彼己之际，如神者授之。抑拟发起下文，为嘿化之自运。想当五字吟成，心魂尽作人语。”[35]962 以上“不似从人间来”以及神之授、天之授等，或言灵笔佳思，或言人力难为；或言思致，或言秀句，或言文机的流转，或言一种常人难以获得的意味与旨趣。皆指文才的非同一般，神异卓著，故而如从天而降。 “神助”说在古希腊也有表现，荷马史诗开篇便呼唤诗神的启示，古希腊人便把这种从神那里获得的神谕称之为“神助”“灵启”。在“神”对文学的祐助上古希腊与我们的传说是相同的。只不过，古希腊确认有神灵高高在上，有诗神左右着诗人的灵机，而中国古代有关神助的传说则更富于象征意味，是对才之禀赋的形象化传释。 在以上神助传说之外，隋唐之际还有攘夺他人秀句佳篇甚至不惜土囊杀生的传说，它与神助等传说同时集中出现在一个历史阶段，有着重要的文学理论意义和美学内涵，它用非理论的、非常规的手段，传递出了这个时代对文学之才的关注、推崇，传递出才本天赋难可复制的思想。尤其秀句攘夺现象，历代不是考辨其真伪以为个中人辩护，就是抨击当事者之无耻，但没有人注意到这种现象集中出现背后的意旨。因与神助传说意义近似，所以稍带论之。 诗文著述之类的攘夺窃取，是魏晋之际开始出现的，秀句攘窃传说出现之前，《世说新语》中就有郭象盗窃向秀《庄子注》的传言。钟嵘《诗品》也有释宝月窃取东阳柴廓所造《行路难》的记载。隋唐之际最著名的攘窃秀句传说发生在隋炀帝与宋之问身上。《隋唐嘉话》云： 隋炀帝为《燕歌行》，群臣皆以为莫及，王胄独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诵其句云：“‘庭草无人随意绿’，能复道耶？” 唐《纪闻》云： 隋炀帝作诗有押泥字者，群臣皆以为难和，薛道衡后至诗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恶其出己上，因事诛之，临刑问：“复能道得‘空梁落燕泥’否？”[40]卷四 对于这个传说，历代多有考证，结论都认为子虚乌有。另—个为宋之问杀刘希夷，《唐语林》云：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即宋之问也，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此两句，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囊压杀之。刘禹锡曰：“宋生不得死，天报之矣。”[41]卷五 宋人魏泰、明代王世贞都曾力辨此事污蔑前贤。清代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在引录了王世贞为宋之问正名的文字之后作了以下辨析： 元美此辨引据甚确，第此二事，总见佳句不易得，如性癖耽佳、不死不休之意，不必认真可耳。周元亮云：“近人读诗文，痛痒了无觉，求其能以土囊压杀人者，正不易得。”有激乎其言之也！[42]1022 叶矫然的论析为我们重新审视这种为窃他人佳句不惜夺命传说的背后意义提供了崭新视角： 第一，秀句攘窃现象与神助说、才尽说几乎在同一个时代滋生，它通过佳篇秀句说明文学之才的创新性与灵异性；又通过攘窃甚至强夺说明文学之才具有禀赋之中的独到性与不可复制性。 第二，所谓“佳句不易得”，一方面是说佳句关乎人工的努力，一方面又不能仅仅通过人工的雕琢最终实现。不惜以夺人性命窃取佳句名篇这个事实本身，恰恰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定：阅读者从内心自愧不如；而所不如者具体所指是秀句本身，是作品本身，进一步追问则是支撑这样的佳篇秀句诞生的背后禀赋——文才，作者独到的才具与独到的启示形成了这样的作品。对嫉妒者而言，是文才在某一方面的缺失或者兴会的不及才造成如此作品难以模仿、不可超越。 攘夺秀句等传说，由此看来便成为对文学之才肯定与崇尚的极端形式；也可以视为文才之独到性禀赋性、不可再生之宿命特征的极端认定手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