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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以《〈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一书为例(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赵勇 参加讨论

    提问环节:
    同学一:我有两个问题,先问一个吧。您最后说的那个田野调查的问题。我觉得“红色经典”之所以还有光彩就是因为那些附加的东西,那些公开的出版物、发表的材料是有原因的。如果一个学者之前去做田野调查,他把材料都收集过来,没办法实现怎么办?举个例子,一个学者跑到一个县城把整个的网络都了解得很清楚,但是最后他的论文还是在北大被存放了起来,没办法呈现。我不知道文化研究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赵勇老师:我想刚才举到的钱振文的例子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按理说“红色经典”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他搞到这些资料以后尽可能地让它呈现出来了,书已经出版了。我的想法是呈现要讲究一个技巧。在目前的环境下呈现尤其要讲究技巧;再一个是我们要相信环境会越来越宽松一些,即使我今天呈现不出来,只要我能把资料搞到手,最终我是能把它呈现出来的。我觉得有这样一种想法也是不错的。
    同学一: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那个横轴和纵轴的问题。您说的专家和读者的共同的生成是有一个建构的秘密。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作品能够让专家和读者同时读懂的时候,经典从来都是专家和读者共同建构的。您刚才举到的例子有《红楼梦》、鲁迅。在《红楼梦》的时代,它的读者直接就是专家群体,鲁迅也是这样,在那个时代,读鲁迅的也就是他们那一批人;如果放到19世纪,像巴尔扎克、勃朗特姐妹,他们大多是长篇连载,他们对应的读者既是专家,也是普通读者,就是一块儿建构的,就变成经典了。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下经典都是专家和读者共同建构的结果,只有特殊的时候例外。
    赵勇老师:你说的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些例子,但是也会找到一些反例,像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作品,它就是拒绝普通读者。作家在写文学作品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意图。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涉及到一个我们如何看待雅俗共赏的问题,涉及到文学作品在成为经典的过程中普通读者、专家学者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等等。我刚才那么讲,实际上是从赵毅衡的横组合轴和纵聚合轴的概念受到一些启发,他是把这两种截然分开的,我后来想就像这个“红色经典”,它在那个年代里面,确实呈现了那样一种盛况。而我觉得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为什么会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呢,你可以想想这个情况。我们今天依然存在这种局面,纯文学的作品普通读者会看吗?也会看,但是看得很少;通俗文学的作品专家学者会看吗?也会看,但是相对来说也比较少。莫言属于纯文学的作家,他获奖之前好多人不知道莫言是谁,获奖之后有一个巨大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效应,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莫言和他的作品,才找作品来读,但究竟能不能读进去或者读出了什么滋味,那我觉得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其实你说到的那个情况存在。但是我们在纯文学通俗文学的这样一个框架里边去考虑的话,这样一种东西也一直是存在的,就是各有各的读者圈,各有各的喜欢的作品。当然也有一些作品,专家也喜欢,普通读者也喜欢,但这种作品我觉得好像还不是太多。
    同学二: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研究也是文学理论介入文化生产的一种尝试吧。但是理论通过怎样一种角色才能真正介入到文化生产环节里面。毕竟文化研究是希望有所作为,有所作用的。但是我自己想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到的就是一方面作为理论家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作为出版策划这样一种商业角色。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接触过一方面在学院里面当教授,是一个学者身份,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在出版圈当商人的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角色,现实之中有没有真的这么做的。因为我非常看中文化研究的作用。
    赵勇老师:据我所知,让学院里面的一个学者、教授同时扮演文化商人的角色,在西方世界好像有,但是也不是太多,目前在国内这种扮演者好像不多,或者是几乎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涉及到一个阵营的问题吧。学者在一个学院的圈子里面,而外面那个文化商业的圈子对他来说相对也是比较陌生的。另外,说到文化研究的作用,我没有想过它非得立竿见影不可。作用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时候是要经过一个迂回曲折的方式。
    同学三:赵老师,您今天讲这个“红色经典”,把它定义为一个特殊形态的大众文化,然后谈到了大众文化有商业操纵的,政治运作的,从商品生产的方面来讲,都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组织;从消费层面来讲的话,“红色经典”的消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您刚才提到,在反馈过程中,官方、专家和普通读者,他们都是作用于消费,但是在商业化的大众文化里面,文学消费反而会作用于生产。我想到我的论文,90年代的女性写作,它的消费很多时候是影响到作家的生产。所以,从消费层面来看的话,“红色经典”能不能看作是大众文化。“红色经典”的消费是怎样的。
    赵勇老师:这个可能涉及到对大众文化的定位,是从哪个角度,是从生产的层面来定位,还是从消费的层面来定位的。怎么定位大众文化,可能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框架里面对它有不同的思考,有些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层面来定位,但是有的人会把它移到消费的层面。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说把“红色经典”从消费层面来定义的话有点说不通是不是?我可能更多的是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定义的。一个文化产品嘛,首先有一架文化工业机器把它生产出来,它更多地要呈现出生产文化层面的特征。你说的是被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的时候再生产的问题。它再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反馈出的东西对作者有作用有影响啊,这个层面还可以再琢磨一下,就是究竟怎么来定义大众文化,怎么定位大众文化更合适、更妥帖。
    《红岩》的消费跟我们商业化时代的消费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样一种消费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它的消费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性,但是我们承认这也是一种消费,它也是一种消费的形式,就是说这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面,我们的文化消费是以这样一种扭曲的方式出现的,那个年代的消费要打上引号,就是这个消费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消费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一般理解的消费就是在商业时代,比较自由地拿钱逛商场,买东西,那个年代不是这样的。包括消费它也是带有组织化的这样一个形式。接受是一个文学、美学层面的问题,消费和生产对应,它有生产就要有消费,尽管这种消费是不健全的消费,一种扭曲的消费,但是它也是一种消费的形式。我觉得无论我们从文学生产消费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和消费来看,把它看作是消费的特殊形式是可以成立的。回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的经典论述中来看的话应该说也可以成立。
    同学四:老师,您刚才提到《红岩》成为经典是一个双管齐下的过程,如果考虑到评论家的官方身份,以及报纸,他们背后的政治的东西其实是一致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并不是双管,根本上还是单一的一种力量呢?
    赵勇老师:在当年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基本的话语模式还是差不多的,而且阐释的基本框架也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比如说共产主义教科书。我说双管齐下指的是,一边是专家学者高高在上,一边是普通读者只能从细枝末节的东西上做文章。就是说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他们在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上是存在差异的,但是那个年代的特殊情况,它必须去吻合当时的政治形式,要遵守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否则它也不可能公之于众。在那个年代里,你平时说话都是小心谨慎,惟恐说错了,说错了你就会惹来杀身之祸,那你对《红岩》的解读肯定要在一个允许的范围之内来展开你的思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如果专家学者是高级读者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是普通读者,对这样一个作品的消费、接受有一个不同的层面,在不同的层面上都作用于它,于是一种文学消费的盛况就出现了。我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同学五:赵老师,我有一个好奇,在“红色经典”解读的时候,说它失去了文本解读的价值,所以就有了文化研究,那么从文学研究导向文化研究的动机就是因为没有文本解读价值了吗?
    赵勇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的,“红色经典”本身是文学作品,一般思路就是来做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的层面上来面对它,这就涉及到有没有文学研究的价值的问题,因为做文学研究我们往往面对的是有价值的作品。为什么《红楼梦》会成为红学,不断有人在研究?为什么也有人反复对莎士比亚进行研究?就是因为它们是有文学价值的,如果它的文学价值都成了问题的话,那你文学研究的立脚点在哪里?你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石之上就会打上一个问号。所以我刚才说,“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如果值得商榷的话,那么再对它做文学研究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要来对它做研究,文化研究就派上了用场。我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同学六:赵老师,我一直不太理解文化研究,像它的范围啊,概念啊,研究对象啊,这个文化研究与以前所熟悉的文学理论各个流派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它还属于文学理论中的一种吗?还是说它是另外一个领域?你怎样看待文化研究?
    赵勇老师:这个问题太大了,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的讲述时间。简单来说吧,最初的文化研究者也是一些做文学研究的人,像英国的文化研究者,最初他们也是研究文学作品的,但是当新兴的文化现象出来后,大众文化现象、青年亚文化现象出来之后怎么解释它,你老是一顿臭骂,骂那些剃了光头,穿着奇装异服,留着长发之类的人和现象,你光是情绪化地谩骂宣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这些文学研究者,就是伯明翰学派,就从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来面对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把它看成文化文本,对它来进行研究。比如说以前流行音乐不会进入到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你转到文化研究的思路上来的话,那流行音乐也可以堂而皇之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所以这里面就有了一个转向。实际上就是文学研究者觉得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文化现象,这时候文学研究的思路、角度已经没法再解决问题了,于是就转到文化研究,动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转换思路,去面对新的文化现象。大体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很丰富的细节,你可以找一两本文化研究导论的书来读一读。陶东风老师也带人翻译过这方面的书,读一读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
    此文为2013年4月24日晚在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论坛”演讲的录音整理稿,主持人为胡疆锋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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