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回顾与反思 回顾我国两次大规模对于史诗格萨尔的抢救与保护，一次是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在青海省进行的对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调查、搜集、翻译、整理工作，以及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在全国范围包括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五个藏区及内蒙古、新疆的蒙古族地区，对于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中流传的格萨尔所进行的全面普查、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及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藏学领域，对于一部作品能够成功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抢救工作，究其原因，最关键的一点即是：这是政府行为。 1958年12月8 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民间文艺家协会)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整理《中国民间歌谣丛书》及《中国民间故事丛书》及藏族史诗格萨尔等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而这一通知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于次日(1958年12月9日)以“通知”的形式发出的，由于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这一抢救工作从一开始便赋予了政府行为的色彩。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中指出：“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希望按计划中所提要求，组织人力进行编选。”而青海省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得到的任务是搜集藏族史诗格萨尔。这也是后来在1959年11月27日，青海省文联党组在基本完成搜集、整理工作后给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并转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称“青海省文联等单位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青海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的原因。经过历时6年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在1958-1964年期间，搜集、翻译、编印的格萨尔汉文内部资料多达74本，其中藏文格萨尔各类抄本、刻本就有57部，加上各种异文本共计120本，为我国后来进行的格萨尔搜集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对我国各条战线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藏族史诗格萨尔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打成“具有代表性的毒草作品”⑸，民间说唱艺人及参与抢救工作的同志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批斗与责难。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迎来了史诗格萨尔的明媚春天。 从1979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所)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就共同发起抢救史诗格萨尔的倡议，并成立全国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连续召开四次全国格萨尔工作会议(1980、1981、1982、1984)统筹全国的抢救工作。1983年3月，在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上，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被定为国家“六·五”期间的重点科研项目。特别是此后的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以抢救史诗格萨尔为重点的7号文件—《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批准成立了由四部委：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史诗流传七省区领导组成的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使我国格萨尔抢救工作真正走上了全国统筹、团结协作的良性轨道。此后，1986年以及1997年由上述四部委召开的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落实任务大会对于进一步持续开展抢救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回顾以往，这两次大规模的格萨尔抢救工作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无不得益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各部委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以及各史诗流传省区的通力合作，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态势，只有政府行为，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 德国著名史诗专家W·海希西教授曾对笔者慨叹到：“我从没见过一个国家对一部文学作品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进行抢救、研究。”为此，他表示愿意与其他国家学者联名写信向联合国推荐格萨尔，以便得到联合国的重视和经费支持⑹。 在总结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反思过去，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