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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古典性的感伤,还是现代性的游荡?(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段从学 参加讨论

    四波德莱尔的影响
    施蛰存和卞之琳等长期误读《雨巷》,认定戴氏“不够现代”的直接原因,显然是先入为主地把李璟的“丁香空结雨中愁”当作了唯一的艺术渊源,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更为有说服力的可能: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名作《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的影响——尽管刘呐鸥批评戴氏“似渐渐地迫近法国古典的精神去”的时候,已经充分暗示了这种可能。
    按照波德莱尔本人的编排,《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属于描写“巴黎风光”,即书写现代都市生活经验的作品。初看来,诗人写的是“我”对巴黎街头“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的热切而短暂的爱情,但本雅明独具慧眼地指出,诗中真正的主角,乃是熙熙攘攘的都市大众。尽管大众在波氏笔下并未正面出场,而是一直处于匿名状态,“然而它却在整体上决定了这首诗,就像一只行驶的小船的航线由风而定”,“一个裹在寡妇面纱里的陌生女人被大众推搡着,神秘而悄然地进入了诗人的视野”[19]144-145,在诗人胸中点燃了爱情的火焰。
    匿名的都市大众对《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作为数量庞大而模糊不清的背景性群体,匿名的大众以自己混乱无序的熙熙攘攘,把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从匿名中“托出”,使之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形象,点燃了诗人熊熊的爱情火焰。但以熙熙攘攘的无个性匿名大众把这位身穿重孝的妇女“托出”为与众不同的爱的对象,猛然推到诗人面前的同时,又以同一的熙熙攘攘,裹挟着她的数量庞大而又模糊不清的大众,推动着她迅速向着无个性的匿名状态消逝。“消逝的丽人”意象,在凸显大众“托出”性力量的同时,又生动地展现了“归闭”性的一面。这位街头偶然邂逅的陌路丽人,反过来因其即将重新“归闭”于大众匿名状态的消逝性,而变成了令人震颤的美,一种永远不可重复的现代性之美。“去了!远了!太迟了!”这一系列带有强烈动作性的感叹,以及“来世”、“永远”等词语,清晰而生动地表现了“消逝的丽人”带给诗人的强烈震撼。本雅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这首诗探讨的不是市民生活中人群的作用,而是人群在充满情欲的人的生活中的作用。初看这个作用仿佛是消极的,其实不然。诗人不但没有躲避人群中的幽灵,相反,这个令他着迷的幽灵正是这个人群带给他的。”[19]62
    第二,数量庞大而模糊的都市人群的匿名性,同样裹挟和推动着诗人,为诗人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游荡者提供了庇护。借助于大众匿名性的庇护,诗人一方面可以安然而热烈地向交臂而过的陌生妇女尽情地燃烧自己强烈而炽热的情欲,窥视那饰着花边的裙裳下“宛若雕像的小腿”,“畅饮销魂的欢乐”。都市大众之匿名性的庇护,构成了诗人与这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之间“电光一闪”的强烈爱情得以发生和持存的本源性基础,使诗人从一个无所事事的游荡者,迅速转化为一个充满了对陌生人的情欲的被震惊者,经历了从爱情的顶峰到冰冷的谷底的内在体验过程。另一方面,在现代都市中,交通和通讯的发展,把大量的人口汇聚在一起的同时,又将其分割成了彼此互不渗透的世界,由此“提供各种机会和冒险,使城市生活益发富于刺激性,让年轻人及涉世未深者感到它特别有诱惑力”[20]。波德莱尔在“巴黎风光”中体验到的,显然就是这样一种“特别的诱惑力”,诗人“对大众的体验远不是一种对立的、敌视的因素,相反,正是这个大众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形象。”[19]145
    综合“消逝的丽人”意象和处于匿名状态的都市大众两者来看,波德莱尔《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一诗的要旨,可以这样来概括:在模糊不清的都市大众之匿名性的庇护下,诗人大胆地向一位不期而遇的陌生女性表达了自己最强烈的爱情,但大众的匿名性在把这位陌生女性与众不同的魅力呈现在诗人眼前的同时,又裹挟着她消逝在匿名状态中,只给诗人留下了强烈的震惊和永恒的期待,使得这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始终只是一种不及物的自我体验,未能同对象发生直接关联。而唯其不及物,唯其“消逝着”,这种体验也就越是强烈。
    回过头来看,《雨巷》的情节、场景和体验,完全可以视之为《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的“中国版”:诗人在雨天黄昏模糊性的庇护下,向一位素不相识的陌生女性表达了自己最强烈的期待和最痴情的召唤,但这位美丽的爱的对象从身边擦身而过,消失在雨天黄昏的模糊性之中,只给诗人留下了无尽的惆怅和哀怨之情。由于诗人一开始就把和陌生女郎的相逢设定为自我的内部的一种期待,诗人的情感体验因此没有、也不必要和现实发生直接的对象性关联,而是继续保持在自身之内,期待着下一次的同样的相逢。可以说,除了把庇护性因素从都市大众转换为雨天黄昏之外,两首诗的核心情节和情感体验模式,完全一样。
    已经为研究者注意到了的《雨巷》和《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的“惊人的相似”[21],比通常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戴望舒在震旦大学时,“课堂里读拉马丁、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特莱尔”[22],动手翻译了不少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作品。40年代后期,他又不顾左翼文人的粗暴批评,从《恶之花》中选译24首,结集为《〈恶之华〉掇英》出版,并撰写了辩护性的《译后记》,高度赞扬和肯定了波德莱尔的价值。作为翻译家的戴望舒翻译数量最多、翻译活动持续最长的,就是波德莱尔。这充分说明:波德莱尔一直是戴望舒最熟悉,也最倾心的法语诗人。
    可以说,道生、魏尔伦给《雨巷》带来的是当时备受称道,后来却屡遭误解的音乐性,波氏《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带来的则是内在情绪的现代性。《雨巷》中反复出现的“丁香”意象,也可以从波氏影响的角度做出解释:为了抹去模仿和借鉴的痕迹,戴望舒有意识地迎着波德莱尔,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用浓郁的中国古典意象,淡化、稀释,直至掩盖了《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的阴影。
    在这个意义上,《雨巷》的中国古典性传统,实际上是被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因素发明和激活的,绝非诗人以自己熟悉的古典诗歌传统为出发点,把陌生的西方现代性因素纳入既有的知识和经验模式的结果。发明和想象出古典传统的只能是古典传统之外的现代人,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创造性,就在于用陌生的异己性元素,激活并重新组织既有的知识和经验系统,而不是把一切新奇和陌生的元素常识化,把现代性传统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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