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本文以格非的《隐身衣》为细读对象，分析小说中呈现出来的“个人想象”——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新人”、“存在主义个人”和“伪小资产阶级”的新“个人”。由此出发梳理人物的历史谱系、阶级起源和当下位置，探讨资本语境下历史、写作和个人建构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出版之后，格非又发表了中篇小说《隐身衣》。这两部小说分享了一些共同的主题：失败的主人公，企图抗拒失败的努力，个人在这种失败中试图保持内在精神生活的尊严。这两部小说所透露出的一个总体信息是，格非试图把当下生活通过文学的形式进行问题化。这既可以视作格非作为一个已经被经典化了的先锋作家的一种自我写作的调整，也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视作中国当代现实对中国当代写作所提出的要求。中国当代现实是什么?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而对于写作者来说，一个最感性的判断就是，中国的当下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暧昧和矛盾。这些既不是简单地“重新回到19世纪”所能够解决，也无法仅仅通过幻想的美学形式予以舒解。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更像一个巨大的问题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大问题套小问题，小问题生成更复杂的大问题，彼此环环相扣。真正有效的写作——相对于大部分无效的写作而言——应该以适当的形式进入这个问题系统，不是穷尽而是呈现某一个小问题，甚至是一个小问题的某一个侧面。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写作——具体来说是21世纪的写作——实际上在两个互相关联的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它要求作家不仅仅关心写作的内部问题，而是要把这种内部问题置于总体视野中来进行具体化；作家在这个历史时刻更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作家。第二，它要求批评家成为一个提问者，他要根据历史的要求对写作进行更严格的提问，而进行提问的前提是，批评家必须是一个卓越的观察者和预言者，他对社会的总体判断即使不高于作家，也应该与作家保持同步。总之，我以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面临一个临界点，跨过去，写作就会超越“作品”的层面而上升到真正的文学高度，跨不过去，则我们都只能做一个一流时代的三流文人。 我把格非的《隐身衣》和《春尽江南》视作这一“跨越”努力的尝试之一，很显然，我接下来的读解是从批评的角度对这一努力的自觉呼应和互动。 一 《隐身衣》中的主人公“我”没有名字。作品中所有的重要人物都有姓名。但这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没有名字。他只有一个姓——崔。如何来称呼这个主人公，对于批评者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对一个人物的命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往往涉及到对这个人物的身份认定、阶级定位等等。我不知道格非是否故意要留下这么一个“空白”，从而迫使批评家不能轻易放过这个人物。在小说的开篇，这个人是这么自述的：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① 由此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手艺人，但又不是那种非常常见的从事日常工作的手艺人，因为他说全北京从事他这个手艺的大概只有十多个人，这是非常小圈子化的一门手艺(职业)。按照马克思经典的阶级理论，手艺人应该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拥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和资本。但很明显，随着小说的展开，我们发现小说中的“我”溢出了马克思的经典定义。他曾经可以自食其力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但是在小说叙述的此时此刻，他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失败者。作品从一开始到最后一直在描写他不断遭遇失败的经验：被妻子抛弃，失去唯一的住所，租住姐姐的房子但又面临驱逐，找好友借旧厂房栖身被拒绝，不得已最后跑到荒郊野外去跟一个被毁容的女人住在一起。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小说中，他唯一的安慰来自于音乐： 有好几次，当那熟悉的乐音在夜幕中被析离出来，浮荡在那个北墙有裂缝的客厅里，我禁不住喉头哽咽，热泪盈眶。……无论我身处何地，无论我曾遭遇怎样的辛酸、孤独和屈辱，只要一想起我的AUTOGRAPH，想到她静静地倚立在客厅的墙角，在等着我的归来，我的心里总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声音在安慰我…… 即使生产资料和个人的劳动力被一再剥削，并因为这种剥削而处于一种日常生活的困境，小资产阶级依然试图通过对精神生活的坚持而保存自我，并通过这种方式把自我从失败中拯救出来。精神生活——在《隐身衣》里表现为对古典音乐发自内心的热情——成为一种重要的保护系统，主人公“我”似乎试图通过这个保护系统来驱除其现实的失败感。但问题是，如果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男主人公“我”在外部层面没有办法完成他的个人生活，他是否有可能在内部完成他的个人生活?《隐身衣》中的主人公“我”对古典音乐精通、敏感，而且他这种精通和敏感不是通过后天习得的，而是一种天性。他对音乐的热爱带有某种宗教式的热情，在最高潮的体验时，他可以不和外界发生任何关系。格非最近的创作持续关注这个问题，比如《春尽江南》里面的谭端午，他是一个对现实生活无能为力的诗人，最后他的方法就是选择做一个无用的人，以无用为师，苟全生命于尘世。也就是说格非试图提供一种可能：即使我们的外部生活已经一败涂地、溃不成军，至少我们还可以通过保持内在精神生活的完整性来获得自我、获得个人。 但是随着小说情节的缓慢展开，我们发现这种可能性越来越趋向于不可能。小说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即在各种努力失败的情况下，男主角“我”不得不把自己最珍爱的AUTOGRAPH卖出去，以此来获得继续生活下去的保障。也就是说，我们的男主人公不得不通过不断地让渡自己的“内在”(精神层面)来获得“外在”(现实层面)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结论：作品中的男主角是一个既不能在外部完成其个人生活，也很有可能无法在其内部完成个人生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个人。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整个当代写作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现代个人的生成和完成的问题。这种个人大概有这么几个类型：一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如乔光朴、李向南，在他们身上，既有19世纪浪漫主义的大写的个人形象，也有“十七年文学”中高度政治化的个人的影子。他们代表了一种过渡，即通过浪漫主义的激情召唤出一个无害同时也富有政治实感的现代个体，在我看来，他们其实很有可能成为如约翰·克里斯朵夫式的资产阶级的新人。但非常可惜的是，这种可能性在1985年左右被终结了。另外一类是“存在主义式”的个人，其中最典型的有《新星》中的林虹和《波动》中的肖凌，在最开始，这一类人是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对比形象而出现的，但是在1985年的“现代派文学”和“先锋文学”的书写中，这一类人逐渐发展为主流形象，其特点是通过对历史和社会的无限质疑而获得自我的存在感，带有鲜明的20世纪现代派的美学特征。但是让人诧异的是，即使这样一种个人，似乎也没有得到完美的成长，对历史的质疑，对社会的拒绝姿态在20世纪90年代的语境出现了让人惊诧的一幕——以安妮宝贝(同时包括卫慧、棉棉等)的书写为代表的、矫情而虚伪的“伪小资”形象被媒体无限地放大和复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关于“人”的主要想象机制。如果说上述的三种形象：社会主义新人、存在主义式的个人、“伪小资”形象——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书写的主要人物谱系，那么，《隐身衣》中的这个男主人公大概会在这个谱系的什么位置?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隐身衣》中的“我”不属于这三种人物形象的任何一种，但同时又带有三种人物的一些特征，从作品中对“我”的历史溯源来看，他出身工人家庭，与乔光朴们有血缘关系；在另一个层面上，他面对社会时候的那种无力感和自我放逐的欲望又带有存在主义的特点；他的生活目标，从某种意义上看，是指向安妮宝贝式的“伪小资”形象的，也就是说，如果历史不发生太多的变化，固定的收入、小众的手艺、稳定的家庭以及对音乐的热情完全可以支撑起一个典型的21世纪的“伪小资”个体。但是正如作品所描述的，历史发生了变化，现实开始急剧地偏离“我”的想象和规划，他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小资产阶级，他没有办法完成一个“伪小资之梦”，他变成了“四不像”，无法归类但同时挑战了当代写作关于“个人”的想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