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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回到我们的无名主人公“我”身上来。无名的“我”和有名的丁采臣之间构成了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在小说中意味着什么? 回过头去想想“我”和丁采臣的相遇相识，实际上起源于极其简单的理由，那就是基于实际利益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并不带有强迫的性质，实际上，根据小说的叙述我们知道，是“我”主动选择了联系丁采臣开始进行音响交易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丁采臣是一个被召唤出来的对象，通过这个对象，交换得以实现，而交换实现的目的，是“我”的现实性的难题的解决。但非常明显的是，小说一再暗示了这种交换关系的复杂性。当丁采臣被召唤出来以后，“我”渐渐意识到，事情并不是按照“我”的想象来展开的，也就是说，交换关系一旦开始，立即自动成为一种结构，这个结构，现在反过来制约甚至控制了交换的双方。不仅交换的性质变得不可控起来，连交换的内容也变得复杂含混起来。当“我”开车驶入郊区，在荒郊中发现了从来没有的风景的时候，这种交换暗示了一种空间的分割，交换首先是在不同的空间之中进行的，空间规定了交换背后是不同的权力和资本的运作，在这个运作中，“我”进入了丁采臣的空间，并在最后娶了那个空间中一个身体遭到毁灭的人。第二重交换由此展开，也就是身体的交换，丁采臣跳楼死亡(也许是一个编造的谎言)，而“我”则和那个毁容女子结婚生子，代替丁采臣完成了某种性的功能，一个事实是，“我”其实是现实婚姻的失败者，“我”的妻子背叛了家庭和爱情，但是，通过与丁采臣的交换，“我”重新获得了婚姻和爱情，这种婚姻和爱情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又比真实更加让人向往。交换在这里暂时拯救了“我”的失败。在第三重意义上，是丁采臣的死亡和交换的关系，丁采臣的死亡是一开始就预定的，他一出场即暗示了他是一个亡魂，他所具有的功能性作用就是让交换关系得以进行下去，这种交换最后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出现：丁采臣死后的某一天，他欠“我”的那部分钱一分不少地汇到了我的账户上——死亡并不能终结交换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交换是被召唤出来的，但它依然成为主体，而“我”和“丁采臣”不过是它的对象而已。这种主客体的颠倒恰好是资本逻辑在全球化语境中最精彩的隐喻。 想象一下主人公“我”启程去开启这个交换魔方时的心情，在忐忑中带着憧憬，在失意中潜伏着希望，他肯定没有预料到将要展现在他面前的一切。但是当交换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成为一种控制的自动程序时，他选择的只是随波逐流，他通过他的眼睛观察这交易之行程，并一一呈现其内部的冷漠和残酷。在“我”的故事没有与丁采臣的故事相遇之前，日常生活就像卡尔维诺所谓的“玻璃罩子”——它同时也是真实有效的隐身衣——它让我们看不到内里的真实，而当我一步步深入，并以故事来交换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隐身衣不见了，隐身衣在交换中慢慢褪去，在这个过程中，“我”完成了一个表面的“找寻”故事和一个内在的“成长”故事。表面上的找寻故事是指，“我”以失去开始——失去爱情、亲情、友情和居所，但以得到而终结——得到爱情、亲情和居所，甚至得到了子嗣。内在的“成长”故事建基于这个“找寻”的故事，我通过加入到这个不朽的交换关系中，变成了“交换”这个永恒秩序中的一枚棋子，这个成长是不可逆的，最后的20万元自天而降，意味着交换关系永不会终结，而“我”，必须为这个交换关系随时待命为一个具有“商品价值”的人。“成长”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击败了“找寻”的故事，或者说“成长故事”再一次证明了“得而复失”不过是一场表面的“隐身衣”，资本显示了不可逆的运作模式，没有人能破解并最终逃离这个程序，这和《黑客帝国》里面的救世者尼罗的遭遇相似：他一路拼搏到最后，却被告知他不过是整个程序设计中的一部分，为的是来试验大程序的防御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