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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但这显然并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或者说，这个“故事”有其极其具体的历史起源。小说主人公“我”大概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身工人家庭，他于1979年高中毕业，分别从事过裁缝、店员等职业，在此期间上过一年多的“夜大”，在90年代中后期，凭借做音乐胆机的手艺一度“发家致富”，买了房子，娶妻生子，收藏有价值不菲的高端音乐器材。然后形势急转直下，生意清淡，婚姻危机，一步步滑向失败者的人生。这似乎是一个中年男人不可避免的人生之路，隐约有“声有哀乐，世事无解”的命运的定数。但细细想来，又似乎全然不是如此简单。“我”的这大半生经历不也正好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横截面吗?在命运的渊薮后面，似乎藏有历史的幽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有必要再次回到本文的第一部分，来追问“我是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我”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儿子，这是一个特殊性，因为从起源开始，作为工人阶级的“弃子”的“小资产阶级”就已经区别于“伪小资产阶级”——后者完全是一种西方中产阶级的想象，“指向一种与‘白领’梦想相关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⑤。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源自工人阶级(同时还有一部分源自于农民阶级)但同时无法成为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另外的阶级遭到遗弃的过程，这种遗弃不仅表现在现实消失的层面，更体现在文化的领导权的转移上面。当小资产阶级的父辈们逐渐丧失文化领导权和发言权的时候，谁来领导文化?答案似乎是小资产阶级。李陀在其论文《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问题》中谨慎同时富有预见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今天，文化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手中”⑥。但是如果从历史角度作一个发掘，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微妙的位移——“文化”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隐身衣》中，如果说“我”是个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认可的文化的最典范形式应该是“古典音乐”，但是很明显的是，这种文化已经遭到了篡改。古典音乐所代表的精英式的文化已经被流行音乐所代表的流行文化(工业文化)颠覆并代替。这也正是小说《隐身衣》中“音乐”所具有的政治隐喻。音乐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趣味问题，它更是关涉到中国小资产阶级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和规划。因此，音乐的贬值背后是这种想象和规划的失败。 这种失败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对于另外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失败。需要注意的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生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有历史”的小资产阶级和“脱历史”的小资产阶级。这种分化在本质上基于他们对历史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对于像“我”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很显然，他希望对历史有一个明确的交待，并表达了某种重塑历史的冲动，这正是小说以大篇幅来描述我的“过去”的用意之所在，但是吊诡的是，这一部分历史在最关键之处都是一片悬疑。是放弃这部分历史还是坚持自我的记忆，分化在这里产生，以虚无主义态度来面对这段历史的人构成了“脱历史”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很显然，肖凌、林虹、谭端午都属于前者，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则汲汲用力于塑造后者。 相对于“脱历史”的小资产阶级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功能，“有历史”的小资产阶级在当下中国遭遇到了失败。这种失败是多重的：历史的记忆已经遭到篡改，父辈的旗帜已经被遗弃；在心理的层面，威权的禁锢让“有历史”者面临精神分裂式的紊乱；现实层面则是无法摆脱的剥削和压迫，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资本进程完全摧毁了小资产阶级最初的乐观(经济上的小康和文化上的自足)，这正是丁采臣之于“我”的意义，他营造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恐怖，“我”在这样的恐怖中不得不进行自我的规训和调整，并把对历史的质询转化为对现实的认同： 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 “有历史”、想担当的小资产阶级向“脱历史”、去担当的小资产阶级投降了。这才是真正的失败，这个失败触目惊心，它意味着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已经完全被去势化了，并把“个人”心安理得地安置在日常生活的隐身衣里：“使得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⑦ 这是小资产阶级面临的历史困境，即使有如此完美的极端道德犬儒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隐身衣，小资产阶级依然是一个无法被命名的暧昧存在——在最后我不得不再次提醒——“我”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是一个在故事和历史的尽头依然需要为自己的命名权进行奋斗的一个阶级的一员。 因为放弃了历史的人也就放弃了自己的姓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