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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世贞晚年学苏 王世贞晚年是否转变了对苏文的态度？王世贞一生对苏文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其在《书王文成公集后》一文中自称十四岁时爱王阳明文集“昼夜不废卷，至忘寝食，其爱之于三苏之上”，说明此时王世贞除爱王阳明之文外，也非常喜爱苏轼之文，后来王世贞随李攀龙“习为古文辞”，于苏文“不能相入”，然而晚年却又“稍安之”[1]卷四二《苏长公外纪序》，甚至临终前手执苏文不释[1]《王凤洲先生续集序》。从早年爱苏文，至“不能相入”，到后来“稍安之”，再到手持苏文不释，显现出一条较为明晰的文学思想转变线路。当然，作为一代史学大家，王世贞晚年从史学角度对苏文的识见仍有批评，如《读书后》卷二《书苏子瞻诸葛亮论后》、《书贾谊传及苏轼所著论后》等文，然而批评的前提是深入学习，且王世贞所批评的是苏文的史学观，而非文法，王世贞晚年在行文上多使用苏文笔法③，其《弇州山人续稿》中保留较多和苏诗之作，也说明其晚年好苏的一面。 考察王世贞晚年是否转变对苏轼的态度，最好能从创作的角度来把握。王世贞晚年曾对门人李衷纯云：“吾文从眉山父子论入手”[7]《王弇州先生崇论序》，李衷纯仔细研读王世贞“持论之文”，即其史论文和政论文，并与苏文对照，认为“果与眉山同一机杼”，李衷纯由此总结出王世贞“持论之文”的“褒”“贬”“翻”三法，并认为此三法得之于苏。正因王文融入苏文笔法，因此，与王世贞同时代的孙矿认为王世贞就是“一子瞻，以好高，故面目似过之”(《与余君房论文书》)，孙矿从王世贞作品中体味出其文的“根髓”在苏轼：“凤洲气脉本出子瞻，稍杂以六朝，后乃稍饰以庄、左及子长，俊发处亦仿佛近之。然终不纯似，自谓出《国策》，正是子瞻所祖耳。”(《与李于田论文书》)孙矿这一说法也为清代张汝瑚所接受，其亦云“大抵先生(王世贞)之文，气脉从子瞻来，稍润饰以庄、韩、贾、马，更杂以六朝，自谓得之《国策》，正是子瞻所祖耳。”(《王弇州先生集序》)提出王世贞晚年归苏、学苏者有多人，其中陈师绎《月鹿堂文集》卷八称：“时无真知弁州者，时无真知眉山者也。以目论，以皮相论，以耳语耳也。自弇州讳眉山之名，实刈获之苏学。大显食其实而并啜其糟者，于今盛矣。”王世贞学苏而得其神髓，因此在其生前就有人将其比为苏轼，对此王世贞自谦云：“足下过以苏长公见儗，仆何敢望长公，长公元祐完人也，仆之此身，如井上螬李，无非齿痕，久自不堪应世，世谬用之耳！”[1]《续稿)卷二○三《魏司勳懋权》陈继儒在《晚香堂小品》(卷二四《重阳缥缈楼》)中臆测王世贞晚年对苏轼“尝不肯下之”，完全是对王世贞之误解。王世贞在《苏长公三绝句》中称苏轼“七言出律入古，有声有色有味，……余几欲为东图和此韵，既而放笔曰：不若，且容此老独步。”吴坚在《明娄子柔序》中有类似记载：“司寇(王世贞)之季子(王士骕)时为予言，公之归也，尝读苏《应诏》诸篇，顾语之曰：此乃可为策耳，吾晋楚录文，岂能及哉！余以是叹服司寇晚年识愈高而心益下，盖如此，而世之君子或未必知之也。”王世贞早年著有《入晋稿》、《入楚稿》等，其晚年自认其“晋楚录文”不及苏轼《应诏》诸篇。吴坚所载这些话语多流传在私人话语空间，较之那些公众话语似乎显得更为可信。 王世贞晚年是否转变对苏文的态度，这一问题背后的更深刻寓意是王世贞晚年是否转变了对宋诗文的态度。 王世贞早年同七子派其他成员一样，排斥宋诗文，宗唐黜宋，在《艺苑卮言(三)》中云：“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同时在《古四大家摘言序》中指出：“宋则庐陵、临川、南丰、眉山者”，“其造益易，而益就下”。王世贞抑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能从更高层面“取法”，就是“取法”宋之“本源”，即古四大家：“庄、列、左氏、淮南”，认为“夫宋所繇来者，非它也，是四子之遗法也”，王世贞希望学习宋之源头，“使习宋者，进而求之古”[8]卷六八《古四大家摘言序》，鉴于此，其早年对学宋者多持排斥态度，云：“一时轻敏之士，乐于宋之易构而名易猎，群然而趣之”[8]卷六八《古四大家摘言序》，王世贞甚至批评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学欧、曾，“失衍而卑。”[8]卷一二七《答王贡士文禄》 王世贞晚年转变了对苏文的态度，这与其对宋文态度的转变有着必然联系。其《宋诗选序》称：“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王世贞指出自己“抑宋”的目的是为了“惜格”，然而，“格”不能废人、不能废篇、不能废句。王世贞晚年认识到不能以时代论诗文优劣，云：“夫古之善治诗者，莫若钟嵘、严仪(卿)，谓‘某诗某格，某代某人，诗出某人法’，乃今而悟其不尽然”[1]卷五一《邹黄州鹪鹩集序》。因认识到不应以时代论诗文优劣，王世贞晚年对宋文采取了较宽容态度，由早年“骨格既定，宋诗亦不妨看”[8]卷一四七《艺苑巵言(四)》，到提出“宋人墨迹未可轻，即欧、苏诸公文字亦未可轻也。”[9]卷四《孙太常》后来王世贞劝友人，云：“愿足下多读《战国策》、史汉、韩欧诸大家文。”[1]卷一八二《颜廷愉》再到后来甚至云：“况弟数年来甚推毂韩、欧诸贤，以为大雅之文”[1]卷一七五《徐宗伯》，从抑宋到认为欧、苏文不可轻，再到推毂韩、欧诸贤，王世贞的文学思想呈现出一条较明晰的转变路线。正因为王世贞晚年转变了对宋诗文的态度，其诗文中融入了宋诗文特征，以致于批评王世贞较为刻薄的王夫之也认为弇州“乳宋、寝食宋”、“浑身入宋”(《明诗评》卷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