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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大传说 与往年一样，仍有大量论文对“四大传说”进行持续讨论。总论性的有傅修延《互文的魅力：四大民间传说新释》[32]，该文发现了四大传说之间的互文性，具体表现在：情节动力来自女主人公;伦理取位均与正统观念相悖;以及人物身份和故事时间等方面。作者认为四大传说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有机序列。 个案方面，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传说的流变、性别意义、文化阐释和不同媒介的改编。 关于传说叙事的历史流变：漆凌云《性别冲突与话语权力：论建国前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嬗变》[33]观察到牛郎织女传说在建国前后矛盾焦点的转移，进而发现国家政权在文本背后灌输意识形态的隐形操作：建国前的文本中，以牛郎强迫织女成婚、织女婚后设法逃离人间的文本占多数;建国后，该传说被改造为二人情感相谐、婚姻却遭王母或天帝破坏，成为反封建礼教的文本，作为宣传新意识形态的工具被民众普遍接受。作者认为就此而言，1950年代政权借助改编这一传说来传递新意识形态的做法是成功的。对起源地进行考证的有路晓农的专著《“梁祝”的起源与流变》及多篇论文。 来自性别视角的解读：程安霞《传说、结构、话语：民间四大传说中的女性叙事研究》[34]对“女性叙事”内涵进行剖析，从女性形象、立场、修辞等角度探究了四大传说在有意或集体无意识心态下表露了自然与人类文明的扭结关系，阐明了女性叙事对父系政权与意识形态的文化调节机制。 文化阐释方面，高艳芳的博士论文《中国白蛇传经典的建构与阐释》[35]搜集了相关小说、笔记、戏曲、影视剧、网络文学等大量文本，全面分析了“白蛇传”传说的形态、叙事、角色、文化内涵，呈现其作为“经典”的建构过程并作出相应的文化阐释。她的另一篇《论“白蛇传”的传承动力》[36]提出：人生困境的隐喻是传说传承的内在根本，平民化的狂欢是传承的基础，在地化与普适化的结合是传承不息的依托。“白蛇传”的传承动力就在于这三者有机整合形成的稳定叙事规律。余红艳《明清时期江南生育文化与“白蛇传”传说的演变和传播》[37]认为，人物身份转变是明清“白蛇传”传说的重要特征，它折射了婚姻论财、底层男性失婚、官民对寡妇再嫁的不同态度等明清江南生育文化的特质，体现了生育文化对传说变迁、传播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是传说对民众婚育观的真实反映。 关于其他媒介的改编，伏涤修《古代戏曲对“牛郎织女”与“董永遇仙”传说的不同接受》[38]发现，“牛郎织女”戏曲数量虽然不少，但基本都沦为案头剧，对该传说的传播并未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董永遇仙”戏则于戏曲舞台上绵延不绝。这其中既有政治教化的原因，又涉及两种传说的不同发展轨迹，同时还与“董永遇仙”对“牛郎织女”传说的融会、取代有密切关系。伏涤修还撰有《民间传说剧对传说故事内容的吸收与改造》[39]一文，列举了大量戏曲文本实例(以四大传说题材的戏曲居多)，论证了传说题材的戏曲对传说故事内容的吸收与改编特点，认为民间传说剧保留了故事的基本内核，核心情节承续业已形成的传说故事系统;同时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多以大众审美为导向，在枝节剧情上进行杂糅化、传奇化改造。白海英、丁春华《论戏曲江湖本的传承特点——以孟姜女戏为例》[40]考察了戏曲江湖本对传说的改编，情节的流变，以及版本、曲种、传承等;认为江湖本有封闭性、依赖性、主导性、包容性等特点，表现出与其他民间艺术不同的传播态势。 无法归入上述序列的有赵逵夫主编的《西和乞巧节》[41]一书和撰写的论文《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研究的重大突破——论八十六年前出石成彦<牵牛织女传说的考察>》[42]。前者先梳理了牛郎织女传说在文献历史中的迁延变化，然后聚焦于西和地区的牛女传说和乞巧节，展现了相关的习俗、歌谣、乐舞、词语等地域文化图景。后者介绍了日本汉学家出石诚彦于1928年发布的《牵牛织女传说的考察》一文，认为此文是20世纪研究中国牛郎织女传说和七夕风俗的成果中最为系统、深入和具有创造性的论文之一，然而却未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