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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年度的传说研究著作和论文总计200余种，可谓成绩斐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研究路向在不断涌现，一些前沿理论得到应用和再阐释，方法论上也有建树。这些实绩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传说研究一定能持续推进思考深度，并对当下社会产生影响。我们在为传说学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整体水平提升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对某些将会长期影响学科发展的问题进行反思。 关键词：2014;传说;综述 作者简介：王尧(1984-)，女，北京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 一、传说本体研究 (一)动力机制与演述群体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俗学者转向在“语境”中观察民俗，传说研究者也开始注重对当代活态传说的考察，他们走入田野，关注演述传说的人群，聚焦于传说的生成、变异和传播机制，以及在当代社区文化传统传承中的作用。 其中，传说演变的动力学与传统的形态学构成了一组相对概念，二者的关系恰如陈泳超在《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学机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1]一文中所譬喻的：“形态学好比是动物生理学，它在提取了足够多的标本之后，可以在实验室里作精细的研究;而动力学是动物行为学，它必须到该动物具体存活的生态环境中去研究。” 陈泳超自其博士论文《尧舜传说研究》[2]之后，多年来仍持续关注全国各地的尧、舜、娥皇女英主题传说。以下三篇论文就是他在“动力”视角下，持续思考传说生息机制的成果。他自2007年开始在山西洪洞“接姑姑迎娘娘”传说圈调查，观察到在语境中引发传说生长、湮灭和变异的多项动力因素，其核心就是地方人群中的“民俗精英”群体。“民俗精英”专指那些在特定民俗事象中具有明显话语权和支配力，并且实际引领着该项民俗的整合与变异走向的个人及其组合。第一篇《对一个民间神明兴废史的田野知识考古——论民俗精英的动态联合》[3]认为传说话语将地方人群切分成不同的集团，民俗精英就是这些集团中起主导作用的个人或联合体，是松散的、非实体的。他们会在某个时期由于某一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如果时期、目标变了或有其他因素作用，原来的联合体也会随之星散或重新组合。第二篇《规范传说——民俗精英的文艺理论与实践》[4]，“规范传说”是山西洪洞的民俗精英们自己喊出的口号，他们感应着非遗大潮，希望对当地的原有传说进行全方位整治，以提升神明的道德形象。他们具有非常自信的文艺理论，编创的传说总是倾向于往地方外主流文化的正面价值上靠拢;他们还充满道德责任感和地方使命感，经常理直气壮地打压与之不协的异说。第三篇《写传说——以“接姑姑迎娘娘”传说为例》[5]的对象是传说的一种书面载体——内部写本，其性质正介于口头与书面之间，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向外扩张的倾向。它们能被广泛传播的原因，根本在于较为尊重民间原有传说的情节结构和叙述风格。从地方性知识的传播链来说，正规的乡邦文献常常成为内部写本的终端和外部写本的开端。该文呈现了一条“口头文本——内部写本——外部写本”清晰的形态序列。此外，2014年5月在京召开了陈泳超新著《背过身去的大娘娘：传说生息的动力机制》(即出)研讨会，参加者有吕微、尹虎彬、户晓辉、巴莫曲布嫫、安德明、陈连山、王杰文等，可谓本年度传说领域的一次盛会，会议发言整理为《“传说动力学”批评》[6]。 陈泳超的这一传说动力学理论已在王志清、陈曲《湖北蒙古族族源传说的记录史与生命史——以三家台村的陈美所传说为研究对象》[7]中得到创造性使用。作者勾勒了当地的陈美所传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轨迹，分析其所对应的当地族群之不同的利益诉求;以传说记录的“内部写本”与“外部写本”为线索，讨论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社区语境中，蒙古族部氏族人如何凭借惯习、利用传说作为策略来进行知识生产并与外界互动。 张静的《人、神和偶像——不同讲述群体中的木兰及其传说》[8]也聚焦于传说演述的人群与文本分层。湖北黄陂的木兰传说圈内部可以划分出三种讲述群体：民间的、道教的和官方的，这三者的文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并各自具备一些独有情节;木兰也被相应塑造为普通人、神灵和完美的女性偶像三种不同形象，说明一个传说圈内部存在着人群、文本和演述目标的差异。 董秀团《村落民间叙事的焦点及意义表达——以大理剑川石龙村为例》[9]发现，村落叙事对题材的选择并非随机、漫无目的，而是有内在理路的。作者将村落叙事的焦点归纳为：村寨的起源和历史、村落中各姓氏的关系、本村与外部村寨之间的关系、本民族共同的历史题材，认为这样选择和建构叙事系统是基于村落共同体表达地方性知识、建构认同感、进行资源分配和群体力量博弈等多方面的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