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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从上世纪40年代就已确立的民族自治政策，在政治与文学等因素的共同建构中，推动与迅速发展了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通过前一部分的论述，可见1949-1966年少数民族的神话研究也是在此语境中发展与成长起来。在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与总结一下上世纪初开始提倡的“民族”概念。据考证，“民族”(nation)一词最早由梁启超引入，而“少数民族”一词则较早出现于孙中山的相关著述。而民族自治政策明确提出则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第一次讲到：“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物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25]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推行的政治话语与文艺政策开始逐步推行到全国范围。政治话语的转变蕴含了民族与国家二元本位的理念[26]。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认为民族的两种形式——文化共同体(种族和语言统一体)和国家共同体(国家公民的整体概念)，往往是不能进行严格清楚的区分的。共同的语言、文学和宗教固然创造并共同维系了一种文化民族，然而更多的情况是，国家共同体及其政治影响力即便不是根本动力，也是促使一种共同语言与共同文学产生的主要因素。文化民族同时也可以是国家民族。正如他所说：“我们恰好进入一个新的伟大民族——它既是国家民族也是文化民族的主要发展时期”[27]。通过建构共同的传统记忆、语言和文化，民族与国家希望实现无缝结合，国家即民族，民族即国家。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其首要任务就是使得全国范围内迅速认可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学有助于新的记忆、语言和文化的建构，这既是1949-1966年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语境，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契机，它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学建构的重要部分。 《民间文学》发刊词恰切地论述了这一思想：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的人民，过去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各种精神财富。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伦理观念，创造了自己的哲学和科学。人民口头创作，就是各族人民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精神文化，在过去长时期中的遭遇是不幸的。它经常受着本族或异族的通知阶级的鄙视，甚且还遭到严厉的摧残。 又如历史上那些对本族或异族统治者进行斗争的人民领袖——明末的李自成、太平天国时期的李秀成，以及清朝湘西苗族暴动领袖吴八月等，他们在过去那些地主、富商阶级服务的文士笔下，是逆贼，是匪魁，是“罪不容诛”的凶犯。但是，在人民自己的文献里，在他们的传说和歌谣中，这些人物却是具有无限神勇的英雄，是为人民除害并受尽人民敬爱的战士。[28] 它深入地阐述了人民口头创作鲜明的阶级性和思想性，其对于教导人民的思想、行动和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正是1949-1966年少数民族神话搜集与研究的指导思想与核心理念，神话研究就是建构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路径之一，它本身就是新的社会主义文学及其实践的一部分，是阐述或呈现新的人民文学的重要路径之一。所以对这一时期神话研究不能从当下仪式、信仰等多视野综合研究的标准去考量，它在当时承担了特殊的历史使命，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1949-1966年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需要搜集与保护。就像21世纪初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大量丰富的少数民族神话，他们将其视为活态的文化资源，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对于无文字民族更是珍贵的史料。1950年钟敬文提出口头文学是珍贵的民族文化财产，可以说这是一篇文化遗产保护的开风气之作，同时也说明当时已经意识到口头文学保护的迫切性，尤其是西南一些少数民族流传的神话，它本身还是社会制度史、文化发展史的佐证。 它不但是过去广大人民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还是形成各族文化的重要部分。一个民族的优秀的人民文化，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精华。 我们今天要去比较确切地知道我国远古时代的制度、文化和人民生活，就不能不重视那些被保存在古代记录上或残留在现在口头上的神话、传说和谣谚等。现在流行在我国西南许多兄弟民族间的兄妹结婚神话，不但对于那些民族荒古时期的婚姻生活史投射了一道光明，同时对于全人类原始社会史的阐明，也供给了一种珍贵的史料。[29] 总之，1949至1966年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可以说既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实验的重要场域，也是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所以这一时期它的研究可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遗产共构的产物，对其学术史、思想史的梳理与阐释需要回复到这一历史语境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