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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间文学既然作为新中国文学的构成部分，那就毋庸置疑要从第一次“文代会”谈起。从延安时期开始，文学会议具有独特的理论切入价值和突出的方法论意义。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其全局性的整合、规范与指引功能，成为“十七年”(1949-1966)文学体制建构的行动纲领，对于民间文艺学也不例外。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延安文学的主导地位，民间文艺学积极参与新的文学格局的酝酿与建设。 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6月30日至7月19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民间文学领域的参与者是钟敬文。钟敬文在“文代会”中发言的时间是1949年7月11日，当时由洪深主持，曹禺、陈学昭、杨晦、钟敬文发言。钟敬文作为民间文艺学代表，积极与新的语境相适应。他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呼吁重视民间文艺，做了《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的报告。在这篇讲话中，钟敬文一改从前学术研究的思路，特别提出了关于民间文艺的思想性和社会历史价值的问题。[9] 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首次从官方确定了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位置，起初它的活动范围包括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美术等一切艺术门类，实际上除民间文学外，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由后来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兼管。《光明日报》从1950年3月1日开办了《民间文艺》专栏，到同年9月20日停止，共27期[10]。其中涉及神话的文章以李岳南《论<白蛇传>神话及其反抗性》[11]等影响较大。 1950至1951年不定期出了《民间文艺集刊》三册。其主要内容包括民间文艺研究和讨论的文章，除了神话外，还涉及民间歌谣、传说、故事、谚语选录。集刊的撰文者都是文艺界主流话语的代言人：郭沫若、周扬、老舍、钟敬文、游国恩、俞平伯……其中钟敬文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12]、《民间歌谣中的反美帝意识》[13]、何其芳《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14]、周扬的《继承民族文学艺术优良传统》[15]等对民间文学的内涵与价值进行重新定位，重点剖析其有利于新的民族国家形象构建的思想内涵与民族文化价值。这些导引与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的研究基础，当然也包含神话研究。 1949至1966年间，国内发表有关少数民族神话论文与书籍130余篇(部)[①]，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为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民族史志的编撰，如《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苗族的文学》、《藏语文学史简编》等，主要配合1956年启动的中国大陆少数民族识别工作，在文学领域则开始掀起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以及文学史的编撰，各民族口头流传或者文献记载的神话成为文学史编撰与古代史撰写的重要资料来源，同时还有一部分学人根据口头流传神话进行整理，撰写成文学作品发表，所以它也成为新的民族国家文学实验的重要场域[16];二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如《关于<布伯>的整理》、《评壮族民间叙事诗<布伯>及其整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等，这些都涉及了各民族相关神话;三为民族学视野的研究，《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盘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等，这一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台湾地区，重点运用;四为神话本体的研究，这部分主要有22篇[②](含台湾地区)，其中涉及到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综述、洪水神话、人祖神话、战争神话、动物神话等母题与类型，当然此处所述本体研究主要是以文学为旨归，即重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社会价值，即适应新的文学实验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呈现当时少数民族神话[③]的研究，此处以《民间文学》杂志为例，全面清晰地呈现当时神话研究在具体学术语境中的位置以及研究旨归。 1955年4月《民间文学》创刊，创刊号刊载出《一幅僮锦》[17](广西僮族民间故事)，后又改编为剧本，获得了全国电影优秀剧本奖，据该剧本拍摄的影片获1965年卡罗兹·发利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节荣誉奖，影响颇大。在同一时期《民间文学》发表了白族、纳西族民歌、民间故事等作品。《民间文学》从创刊几乎每期都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具体的数量与比例参见表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