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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承继和延续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民间文学研究理念，注重民间文学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将其视为新的民族国家文学建构的重要部分。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除了继续20世纪初至40年代关注的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外，其焦点转向新的人民的文学的实践以及从文学上呈现新的社会主义的多民族国家制度，而在这一构建与时间过程中，少数民族神话又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和珍贵的社会、文化史资料搜集和保护。 关键词：少数民族神话 现代民族国家 民族文学 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于少数民族神话传说的搜集整理，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开始。1896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在贵阳、黔东南黄平苗人潘秀山的协助下记录的苗族民间故事《洪水滔天》《兄妹结婚》《开天辟地》等，他以及当时的西方学人如斯坦因、阿列克谢耶夫等均运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探索中国文化，希望可以丰富世界文化。 一 20世纪初，蒋观云、夏曾佑等做专文论述神话，鲁迅发出“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1]之论，这些昭示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神话学之诞生。之后，国内学人开始大肆介绍和引入西方神话学理论，同时国内形成的“古史辨”派就古史与神话进行了大讨论以及帝系神话研究、神话的文学研究等纷纷兴起，掀起了第一次神话研究的高潮。它与10年代兴起的歌谣运动一样，都处于清末民初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大语境之中。19世纪中叶起，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政治上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与中国社会内在因素密切相关，如柯文所述“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2]同时，西方列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西方武力攻击下，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西方的经济势力紧随而来，从沿海到内地建立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军事、经济上的失败，使得中国人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以及古老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攻略中的苍白。在这种内外力量的交合作用下，中国的社会进入了近、现代化进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门学科通过翻译涌入中国，进化论、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经验自然主义等等都被引进。思想文化界的内外交合的变革，其目的都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实际就是要改造民族性和国民性，逐步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的观念，本身便是对更狭窄的地方、团体情感的超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是和人类社群由小到大的演化历史相叠合，从家庭到部落到地区到民族，以至未来的大一统世界。如同迪金森(G.Lowes Dickinson)所言，‘在艺术与科学的照耀下，民族之间的种族差异和壁垒，必然会日渐消融瓦解’”[3]。迪金森所言正是五四新文学所信奉的精神理想，也可以说是神话学、歌谣学等民间文艺学兴起的思想语境与历史起点。 从神话学兴起之时，少数民族神话就被注意到，只是当时焦点在各民族认同。 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曾竭力主张要打破华夏民族自古一元和华夏地理铁板一块的传统偏见[4]。至40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大学和学者纷纷向抗日大后方——大西南迁移，这使得学者们开始进入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南方诸少数民族的活态神话吸引了大批学者，他们纷纷运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开始了对这些活态神话的考察与研究，涌现了闻一多、郑德坤、卫聚贤、常任侠、陈梦家、吴泽霖、马长寿、郑师许、徐旭生、朱芳圃、孙作云、程憬、丁山等大批知名学者。 这一时期备受关注的学人甚多，神话学研究与民族学、人类学相关调查交叉渗透，并行发展。例如：凌纯声撰写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在《伏羲考》一文中，闻一多先生引用25条洪水神话传说资料，其中20条是苗、瑶、彝等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文后附表列出了苗、瑶、侗、彝、傈僳、高山、壮(侬)等众多民族49个作品。”[5]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调查所得23篇神话、12则传说、15个语言、11个趣事(故事)、44首歌谣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6]。此外，李方桂《龙州土语》用国际音标记录了一共16段壮族民间故事及民歌，逐字注汉字，又译为汉文和英文，开创了用壮族民间文学研究语言之先河;1935年他还在广西收集了天保(今德保一带)壮族民歌，后对其进行分析，发表了论文“天保土歌——附音系”。总而言之，20世纪10至40年代，无论从文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哪个视野进行关注，西南、东北的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方言等已经开始了搜集与研究历程，只是当时学界尚未明确或冠以“少数民族”的概念。但是这些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神话的研究，为当时的学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区域，同时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研究材料，在对各民族神话研究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一体性和连续性。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内化到民族识别工作中，大量的神话资料独立成册或者被重新搜集、编撰，成为各族文学、历史资料的来源。 除了在东北、西南地区搜集和研究少数民族神话外，从30年代末开始，民间文艺在解放区逐步与革命文艺相结合，开启了神话学研究的另外一个学派或者理论方向。1939年初开始，延安文艺界开始了长达一年多关于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直接影响到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不管是延安还是国统区对于文艺大众化的争鸣，中心都是如何正确对待民间文艺、如何将革命文艺与民间文艺相结合。此后，民间文艺作为艺术作品的革命功能，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的“结论”部分的讲话，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也是历史的转折。从那个时期开始，民间文艺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时期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思想进一步推广和深化，正如《民间文艺集刊·编后记》所言：“新的民间文艺学研究，今天正在开始。”[7]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学被纳入构建“革命中国”[8]的进程，成为新的“想象的共同体”文学建构的重要部分。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部分，自然备受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