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子平，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楠，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内容提要：“劳动”是当代文学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概念，本文从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一书中引出了这一命题。通过对张爱玲的《秧歌》、赵树理的《登记》《“锻炼锻炼”》、张贤亮的《绿化树》以及革命京剧《海港》等文本的分析和解读，讨论了“因为他/她能劳动”、“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和“劳工神圣：主人公精神”这样三个话题，进而对蔡翔的观点进行了呼应与对话。同时借由诸多历史事实和重要文献，达到了对历史现场的还原，展现了“劳动”与“尊严”之间复杂的内在逻辑。即一方面，政权为了确保劳动者的“尊严”，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但另一方面，这种“尊严”有时却又是很不可靠的——“劳动”还可以作为一种惩罚和改造手段存在，劳动者也缺少闲暇时间、专业选择的自由，这些反过来又拆解着劳动者的“尊严”。
    关键词：《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劳动/尊严/改造/劳工神圣

    “劳动”这个概念在社会主义前三十年正如蔡翔教授所说，占据了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所以我这个题目是从我的老朋友蔡翔那本书里直接挪用来的，窃题不算偷。这个题目本身很有吸引力，而且蔡翔老师做得很好，很精彩。他这本书——《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里面一章叫做《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他的基本观点就悬在这里。对劳动的高度肯定蕴含着一种强大的解放力量，使中国下层社会的主体性包括这个主体的尊严得到了确定，这是它的基本主题。但同时，他又把劳动的主体性引申到了所谓伦理和情感的方面，也就是它不光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地位的确定，而且是伦理的和情感的。由此展开了革命中国的德性政治或者叫尊严政治的实践。他是以讨论四部作品——其实不止四部作品——的方式来观察当代文学是怎么样依据劳动概念来组织自己的叙事的。蔡老师这本书是因应了当下对后三十年的现实批判，来回顾前三十年中国革命、大众革命和社会主义经验，是一个非常切合当下需求的意图。
    第一部是赵树理的《地板》，就是土地的意思，山西话叫“地板”，说的是地主阶级内部的辩论，一个小学教员——又是地主，叫王老四，对王老三的教育。王老三在减租减息的法令之下说：减租减息没问题，但是情理不合。就是说我遵守法令，但是这个法令情理不合，地板是我的，凭什么说地板不能用来换租子？作为小学教员的弟弟就现身说法教育王老三，说有一处荒山，当年老契上说什么也不长，后来经过老孙家、老李家几代人的耕种，终于可以有粮食打出来；后来又经历什么天灾人祸，老孙家、老李家逃难了，没人耕种了，只有自己下地去种，才知道粮食确实是要用劳动换来的。总之，蔡翔老师通过赵树理这篇不怎么成功的宣传政策的小说来论证法令和情理之间的关系，借助这个使得劳动者获得一种尊严。构成赵树理所说的尊严的是劳动和生活世界之间的情理，是法令的情理化，这是第一篇作品。
    第二篇作品也是描写地主，这就是土改之后的地主。《改造》是秦兆阳写的，跟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发在同一期的《人民文学》上。《改造》是很有喜剧性的一篇，地主王有德被土改，也分到了一块地，这是土改的法令规定的，但是王有德没有一点要去耕种这块地的意愿，一点冲动都没有。所以田园将芜，一肚子火——凭什么要我干这些下人干的活？冲动之下要去放火，烧别人的麦田。这当然不能得逞，被押到村公所，里面群情汹涌，要把他押到县里去、要吊打。比较精彩的是，村公所里贴满了标语，“反对懒汉”、“在新社会不准吃闲饭”、“谁不劳动谁饿肚子”、“只有劳动才能改变你的地主成分”、“消灭寄生虫”。这些都是从“劳动”这个概念出发的否定性行动，通过否定性的表述来肯定劳动新的价值。最后他们很温和地斗地主，罚王有德为村公所服务。他发现干活也不是那么难的事，干着干着身体也好，满面红光了，觉得自己腰板也直了，再也不是二流子的那个样子了，这就是劳动对地主王有德的改造。但是蔡翔老师还提到了《改造》这篇小说马上在第二期受到了两位读者来信的批判，而且附上了秦的检讨，就是当时人们对温和地改造地主、丧失了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记忆写作的不满。其实蔡翔想讨论的是劳动成为德性政治的核心，这是《改造》这篇小说。
    第三篇其实是讨论集体劳动。前边讲的是相当抽象的体力劳动，到了《创业史》等一系列跟农业合作化有关的作品强调了“劳动”概念如何转到“集体劳动”这样一个更重要的概念。他用的是《创业史》扉页上的民谚，“家业使兄弟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这么欧化的表述，我怀疑它不是民谚，是柳青发明的。“家业”当然是私人的家业，分家嘛；“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就是集体劳动。蔡老师一个十分精彩的发现就是表述集体化、农村合作化的小说也好电影也好，有一种欢愉场面，比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里面有很多青年男女聚在一起，这是集体劳动带给他们的欢乐——内在的朝气蓬勃的欢乐，蔡老师非常惋惜地说这种场面再也见不到了。而且直接引申到了集体劳动带来的速度感，就是“多、快、好、省”的“快”，一年翻几番的那种“大跃进”的偏执狂，或者说狂热。这是征服自然，而且特别注意到速度的问题。他提示到这后面可能有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
    第四部分就没那么精彩了，《李双双》是电影，《李双双小传》是小说，《万紫千红总是春》是部电影，讲的是上海——蔡老师所处的就是那个都市。上海的家庭妇女组织起“里弄生产组”，社会劳动使女性从家庭里面、从私人劳动里面解放出来。就是说这些人突然发现自己有工作能力，这工作能力是去性别化的，同时这种去性别化也使男性占据的工作位置发生了移位，腾出了一个空间让家庭妇女可以施展。
    这就是蔡老师这篇文章提到的观点和他分析的文本。对我来讲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我还是可以插嘴，可以做我自己的文章，可以借题发挥，或者对蔡老师洞见之外的盲视做一点补充，所以我这个题目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我想讲的大概是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因为他/她能劳动”，这是完全顺着蔡翔的思路，即是说劳动赋予下层人民一种价值。第二个题目是“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动成为一种改造人，不光是改造人的身体，同时也是改造人的思想。这带来了劳动跟尊严之间的非常吊诡的关系，劳动成为惩罚，这是蔡翔没有讨论到的，如何使得劳动光荣和劳动惩罚并存在这个概念系统之中。第三个其实是蔡翔下一章讨论工厂、劳工的时候提到了的，他叫“工匠精神”，他没有说“主人公精神”。那么，“劳工神圣”，最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的其实是工人的劳动，但他没有展开讨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劳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蔡翔是在下一章“工匠精神”用了一些长篇小说，都是跟鞍山钢铁公司有关的长篇小说来讨论的，我觉得放到一起来应该更有意思一点。
    好了，“因为他/她能劳动”，我们会想到张爱玲的那本《秧歌》里边的开头，张爱玲到了香港以后，预定了一笔美金的稿费，用英文写了这本《秧歌》，后来又用中文再写了一遍。金根是一个劳动模范，带着他的妹妹金花去结婚登记。登记时新郎被问了一句：
    “你要跟谁结婚？”
    他很快地咕噜了一声：“谭金花。”
    “因为她能劳动。”
    金花也回答了同样的问句。问到“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她也照别人预先教的那样，喃喃念着标准的答案：“因为他能劳动。”任何别的回答都会引起更多的问句，或许会引起麻烦。
    新郎新娘在表格下面捺了指印。
    张爱玲写《秧歌》基本上是基于她收集的材料。在结婚那么喜庆的场面里，她强调了恐惧、害怕，如果不按照标准答案来回答会引起麻烦，这是冰冷冷的。张爱玲的这个场面直接袭用了赵树理的《登记》，她最后写完中文是1955年，五年前赵树理写了这本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后来又改编成名为《罗汉钱》的话剧和电影：
    很简单：助理员看了介绍信，“你叫什么名？”叫什么。“多大了？”多大了。“自愿吗！”“自愿！”“为什么愿嫁他？”或者“为什么愿娶她？”“因为他能劳动！”这一套，听起来好像背书，可是谁也只好那么背着，背了就发给一张红纸片叫男女双方和介绍人都盖指印。
    跟张爱玲冰冷恐惧的气氛不同，这里边是赵树理那种惯有的温暖的、略微带有一点嘲讽的笔调。为什么会略微带点嘲讽？就是说“这一套，听起来好像背书”——这是最能够体现劳动价值的一句话，而且是标准化的、公式化的。但是两个人去结婚应该有更多的理由来回答，甚至很可能根本不是因为他/她能劳动。这马上提醒我们，劳动价值单独地提出来形成了一种“单维”或者说是“单向度”，一个人应该是全面的。当然能劳动是对的，嫁给他以后打的粮食多，但应该不光如此。甚至有时候娶她，或者嫁给他，恰恰是因为他也/她不能劳动。我们可以想起延安最有名的婚姻——江青同志，因为她不能劳动，所以才会保有电影演员的身材，在延河边上骑着马走，那是一道风景。因为她不能劳动，她才能有文化，保有大都市来的电影演员这样一种文化气质。我们举一个非常现实化的例子，来对照文本里面公式化的背诵，就会发现，尊严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单维的由劳动价值来确定。
    其实我们进一步想会发现，《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是民兵队长，小二黑的对象是妇女队长，所以他们的结婚已经是政权，或者公权力，或者政治经济地位界定了的劳动的尊严。劳动价值观并不能单维度地提升下层民众的尊严，所以在评剧《刘巧儿》中就比较全面了。《刘巧儿》里面呈现为什么嫁给他就提供了比较像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没有一刀切下去说他能劳动：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
    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
    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
    我爱他会说会笑会歌唱
    他要是唱起歌来呀
    大人小孩全都爱听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我们两个相爱不愿离分
    排在前面的仍然是劳动。下面文化进来了，学文化在1950年代初是一个全新的高潮，办了许多工农速成中学，给底层的人学文化，学知识。这是一个执政党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共和国成立时党员人数是320万，69%是文盲，就是说执政党总数中69%是大字不识的人。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道路选择、制度设置的问题，所以学文化插进来，是跟劳动一样重要的一个价值标尺。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会歌唱”，这是评剧里面提供的一个丰富的标准。它跟法令无关，而且“会歌唱”这件事情又是唱出来的，这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叙述层次的缠绕。“我爱他来他也爱我”，这才是最重要的。到了50年代初，在一个蓬勃的建设时期，劳动的价值就显得没那么单维了，显然加进了很多比较丰富的维度。
    这一时期的海报都比较有意思，刘巧儿戴着大红花，直接的就是劳动模范戴光荣花，参军会戴着个红花，再往上推就是旧戏曲里状元奉旨成婚会戴这个红花。以前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不合法的，怎样赋予这个不合法以一种正当性呢？最高权力皇帝下旨状元可以没事儿，就戴一个大红花。这个大红花恰恰指出来刚才我们所说的，劳动不是单一的价值，反而还需要政治和政权的支撑。
    下面这个《小二黑结婚》，我自己注意到那个白毛巾裹在头上，这是农民的重要标记。可以明白后来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接待外宾、出访阿尔巴尼亚还是戴着他的白毛巾，这是陈永贵强调自己的象征符号的重要性，他是大寨里面“受”出来的。在民间没有“劳动”这个词，“劳动”是知识分子引进的欧化词，劳动人民就叫“受”，或者叫“受苦”、“受活”，都是一种无奈的生存方式。从来没有赋予它那么崇高的价值，最多夸奖某某人“能受”。陈永贵——老陈，知道自己坐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不太稳的，所以他一到北京就要求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回大寨，三分之一去全国各地农村考察，这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
    按蔡老师说法这里面体现了劳动价值论的本土化，这是正面的说法，按我的说法就是庸俗化，或者叫修正主义化、去马克思化。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发明的，是之前威廉·配第、亚当·斯密这样一些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或者说是古典经济学的始祖发明的。之前重农学派、重商学派等等都没有说劳动有价值，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从资本家的角度看到劳动也是一种商品，也可以出钱买，这个时候劳动价值论产生了。以前工人也好，农民也好，雇佣劳动也好，都没有提出劳动有价值。
    马克思在批判前面这些观点的时候分成两部分，分别是早年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前后有很大的区别，但也有相通之处。最早的是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几部手稿，讨论的是异化劳动，后来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讨论雇佣劳动。而且我们发现，如果离开了生产、消费和流通，把劳动抽象出来，这是马克思最不能接受的。“文革”后期，毛主席说读点马列，其中读的一本叫《哥达纲领批判》。哥达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大怒，整个批判的语气都是很尖锐的。实际上他强调了现在我们都很熟悉的生产的三要素：劳动，资本和自然。马克思早就指出来这句话只把劳动这一维度提出来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
    好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当代文学里的绝对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而是一个本土化的结果。本土化很简单，就是对以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结构的颠倒，变成“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后面我们会讨论到，当我们颠倒一个结构时，这个结构本身的元素、关系并没有改变，只是把轻重、主次、前后做了一点调动而已。这样的劳动价值论当然是配合了劳动人民地位的提升，相对于劳动人民的当然就是剥削阶级，所以蔡翔老师很正确地指出“劳动”这个概念是中国革命的起点。但是在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里面还是区分出了一些等级，首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就是前面讲的“劳心”“劳力”，重点放在了“劳力”上面。其次，集体劳动是优越于私人劳动的，尤其私人劳动是会不断地生产出小生产者的萌芽，即使是在土地集体所有、企业国家所有之后，建立在私人劳动上的这样一些活动仍然是必须一再铲除的。一些专门的术语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一个身体上的比喻。颠倒了以后这些都原样地保留在原来的结构里面。
    赵树理作为一个既懂政策又懂农民实际情况的干部，他的写作是担负起一个沟通、传达、连接的功能，所以经常会两头不讨好。我们都很熟悉当代文学里赵树理对农民劳动的描述，后来受到了很严重的批判。唯一的一次能够畅所欲言就是大连会议。那次会议是唯一没有开幕式没有闭幕式没有首长讲话，大家非常平等的畅所欲言的一个会。但是非常戏剧性的就是在大连斜对面的一个地方，叫北戴河，正在开一个十分要紧的会，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连会议之后形势很严峻，那些发言表态都整成了很多材料。赵树理在大连会议上有很多牢骚，他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当个生产队长容易吗——
    以一个队长为例，至少要做下列一些事：决定种植、估工估产、调配人才、调配畜力、调配肥料、调配农具、安排耕作顺序、检查耕作质量、检查牲畜喂养情况、会议汇报、解决队内纠纷、收藏、分配、审核队内开支、评定和审查各种定额、评定奖惩、带头劳动等。这些事绝大部分与每个队员都有关系，因此队员懂什么队长也就得懂什么。例如，检查耕作质量一项，就包括每一个粮种从耕地到收获的一系列技术。
    生产队长除了带头劳动之外还要有很多安排，用现在的术语来讲就是管理，管理也是有价值的。赵树理的意思就是说，必须是生产队为单位的一种管理才是可能的，超出生产队之上的大队、公社，可以说就是瞎指挥。集体劳动的规模本身就带出了它的可行性问题。所以通常我们到农村去看，生产队长都是贫下中农，往往都是中农、富裕中农，他才有管理的能力。但是上中农是个很尴尬的身份，我们知道在农村有一个运动叫“重新划分阶级队伍”，你要是得罪了谁，大家重新划分就把你从富裕中农划成了富农。
    在赵树理关于集体劳动的写作里，最有名的就是《“锻炼锻炼”》，讲的是两个落后妇女，或者说叫中间人物，一个叫“小腿疼”，一个叫“吃不饱”，都是跟身体有关的外号，一个是高强度劳动带来的身体疲累或伤痛，一个是粮食分配引起的。如果我们撇除外号的那种鄙视，作为一种身体状况来讲，所有人都能体会到其字面含义。当然赵树理非常巧妙地把它处理了，纳入到了蔡翔老师所说的那种德性政治的标准中去讨论她们，“小腿疼”是怎么回事，“吃不饱”是虐待她的丈夫了。原来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被纳入了劳动伦理学的范畴，用德性政治去解决这种不能解决的超规模的集体劳动带来的难题。所谓“超规模”是说原来的家庭劳动是自然地跟农村的生产力水平相吻合的，妇女和老人在家里哺乳、带小孩、喂牲口不能算工分，不能纳入我们想象的有酬劳动的范畴，还有地头地边的一些劳动都是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中完成的。集体劳动之后，这些都没法做了，都要集中到地里头。这种集体劳动在什么时候是必须的呢？就是大规模的抢种抢收。比如《“锻炼锻炼”》就是说地要冻住了，棉花还没收上来，非常紧迫的抢种抢收，集体劳动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另外一个就是修水利，莫言的那篇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就是讲修水利。这是公社规模的一种劳动，在分配上出现了问题，出劳动力去公社修水利，工分要记，所以通常都派老弱病残去参加修水利。我们看到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里就派了个小孩到水利工地去，这就是分配的问题。
    所以集体劳动从理论上、概念上是个很好的东西，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从德性政治或者说尊严政治上来看，还有个非常优良的传统被集体劳动取消掉了。所谓优良传统就是在每年收割的时候，孤儿寡妇来拾麦穗是完全合法的，在村社宗法的制度下经常会有意留一块割得特别不干净的地给他们。《“锻炼锻炼”》讲的就是自由拾花，大家拾着拾着就偷，你会发现不只是这两个落后妇女，所有的妇女都会说：“那还不偷啊？她也偷，连妇女队长都偷。”这后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深厚的照顾孤儿寡妇的传统。《阅微草堂笔记》记载：
    “遗秉”“滞穗”，寡妇之利，其事远见于《周雅》。乡村麦熟时，妇孺数十为群，随刈者之后，收所残剩，谓之拾麦。农家习以为俗，亦不复回顾，犹古风也。人情渐薄，趋利若鹜，所残剩者不足给，遂颇有盗窃攘夺，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间，妇女露宿者遍野。
    《周雅》讲的是公田，不是私田，公田的收割会有这样一个悠久的风俗。其实我们读《圣经·旧约》讲犹太人、希伯来人的风俗，也是可以寡妇拾麦穗的，一定要留很多给其拾。所以自由拾花后不光这两个人，所有人都会偷，是因为有一个悠久的德性政治传统。但在集体化或者公社化之后这些都成了破坏公共财产，完全是一种无法去延续的德性政治了。
    集体劳动无限扩张成人民公社之后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大饥荒。之前互助组的成功在于抢种抢收的时候发挥了集体的力量，而且利用了新的科技，密植水稻——“梁生宝买稻种”。平时还是分散为家庭进行劳作，没有出现大规模集体劳动带来的毛病。柳青的《创业史》写到互助组的成功算了一笔账：高产，差两斤半就一千斤了。我们会发现农村题材的小说，特别是赵树理，会经常算账，劳动的价值直接体现到粮食的使用价值的商品之上。跟着后边就是向国家出售余粮，劳动的价值主要还不是体现为劳动者的丰衣足食，而是体现为劳动者对国家的贡献。
    贡献过了头就出现大饥荒了，在合作化的同时有一项政策很值得注意：初级社之后急遽地成立高级社，同时有一项政策就是“统购统销”。关于“统购统销”当时陈云有一个讲话：
    在我们之前，有两个政府实行过征购，一个是“满州国”政府，叫“出荷”；一个是蒋介石政府，叫“田赋强实，征购征借”。我们的征购不仅性质和他们的征购不同，而且价格公道。……有无毛病？有。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结论是征购利多害少。
    事实上当时就发生了暴动。为什么把进口粮食看得那么重？总之当时是觉得不能再走旧中国的老路。这是陈云操作具体的统购统销的讲话，毛主席把它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思想史的高度，非常精彩，毛主席的话总是非常有魅力：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
    德性政治、良心……小生产也绝种，这是马克思主义么？好像不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这样提出来“消灭私有制”，我们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最近有人指出，苏联人在将德语翻成俄语的时候，把“消灭”这个词译错了，“消灭”这个词应该是“扬弃”。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要的观点是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使得它自己造就了扬弃自己的条件。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非常没有良心的制度，但是它高速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的成就之上来建设社会主义。
    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后一再地警告当时的德国工人党——他们非常成熟，完全有条件在德国掌握政权——他们必须完成在他们那个国家不成器的、软弱的资产阶级应该完成的任务，发展资本主义。如果他们当时就来实行公有制、实行社会主义，那就是一场灾难，就是普遍贫穷。尤其是当时德国工人党的纲领里用了“劳动人民”这个词的时候，马克思很不以为然，因为，它指的是一些没文化的劳动人民，这和他心中的先进的工人阶级是不符合的。这些阶级、人民，无论前面加上多么美好的形容词，他们都没有成熟到可以掌握政权。这些都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警告，所以在中国要使小生产绝种，就带来了我们已经看到的普遍贫穷。
    有一位北京大学教授，现在是当了世界银行顾问，叫林毅夫。他有一个观点，如果当时大饥荒允许农民退社，那么就不会有大饥荒。这又回到什么是“尊严”，“尊严”不是说给你带一个高帽子，或者给你戴朵大红花，尊严必须有一个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前面讲了政治的、经济的、情感的、伦理的“劳动”与“尊严”的问题，这还不够，还要有一个法律上的保证，保证你在私人事务中有选择的权利。公共事务的权力交给国家，私人事务的选择权利不可剥夺。当时是动员入社的，但是一路都发生了非常粗暴的捆绑、吊打，最后当然是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所有人都入了高级社。
    80年代以后对这些都有了很多反思，甚至写到了大饥荒。最新的一本是莫言的《生死疲劳》，他写到单干户——他认为是全中国唯一的单干户，写到了这么一个蓝脸，所有人都经过了各种各样的集体化，只有这个蓝脸默默的一个人除外。这是莫言用了四十多天写出的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是我看到的材料，在河南的一个地方，确实有一个单干户。说的是一个干部被关到监狱里，他的狱友是一个姓寇的单干户，他的两只手已经被批斗得折了，耷拉着两只胳膊，非常狼狈。问他为什么会坐牢，他说所有人都入社了，他家的地好，他又身强力壮，坚持不入社。后来公社干部有办法，说地是你的，但是到你地的路是公社的，就不让他走，他不能蹦过去是吧？没办法只能进城，但他真是个能人，到了城里靠捡垃圾存活了下来。到了过年居然还耀武扬威地背了半匹猪肉回村里，把那些公社化集体食堂里饥饿的农民看得两眼冒火。后来公社干部又想了一招，说肉是你的，但是井是公社的，不能打水熬肉。逼得没办法，所以有一次公社开会，他跳上台扇了毛主席像两耳光，然后被关到了监狱里，这个狱友不久就死了。就是这么一个关于单干户，唯一的钉子户的事。总之，关于农民的主体地位、他们的尊严，是提供了更多的复杂的内容。
    第二个问题是劳动作为一种权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哥达纲领时，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正如一切平等权利一样，劳动必定是不平等的权利”，这个很容易理解，有些人比较能吃苦，比较有劳动技能；有些人，像我，我在农场的时候永远完不成当天的任务，所以永远是一级农工，升不到二级。所以，在劳动面前人人平等，但又一定是不平等的。
    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劳动模范时传祥——时是北京市的掏粪工人，也就是最体力劳动的最肮脏的最底层的职业和最崇高的国家主席见面。刘少奇对时传祥说，“我是国家主席，你是掏粪工人，我们都是一样为人民服务的”。那么哲学家陈嘉映就接着说了一句，“这话可不能放在时传祥口里说”。只能是国家主席说，时传祥说就不对了，感觉完全不对。我们能马上想到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所有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有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平等中的不平等，明显的不平等。但是历史进一步发展，这两个人都死于非命，都是被迫害致死，这时候我们发现，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在劳动面前的不平等，就是我们上面讲的，即陈独秀说的那种颠倒(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颠倒结构以后其实结构没有变。当劳动被从复杂的社会生产里抽象出来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后，它成为劳动光荣，同时又成了惩罚的一种手段。
    所以，我们发现在当代的话语里跟劳动相关的词都是好词，“劳动模范”，“劳动光荣”；但是有两个词极坏，一个叫“劳动改造”，一个叫“劳动教养”。有一些比较暧昧的词，江西有一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胡耀邦去视察过的，是半工半读一所大学。当然能上这个大学很光荣，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大学敢叫劳动大学，会影响招生。
    非常有意思的是，它在符号秩序里是崇高的，但在实际客观世界——蔡翔用的“生活世界”里，它是贬义的。赵树理经常收到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就是农村有文化的青年写给他的信，后来发现这些信都是问他怎样通过写作离开农村，赵树理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把这些青年痛骂一顿。这个我很有体会，我当年也是想离开农场，因为那个劳动太繁重了，为了脱离这种重体力劳动，我写了很多歌唱劳动的诗歌，这就是符号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激烈的矛盾。同样，上山下乡也是，那些要离开农村离开农场的人，拼命表态要扎根农村、扎根农场，你表态越好越早离开，这些都是劳动改造，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是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非常经典的一段话，现身说法：
    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中间当然有一个社会卫生学的问题，“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当时我们在乡下经常喊的一个口号就是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红与黑经常在中国当代政治中出现。所以，在劳动里面的不平等里不断地出现一种城里的青年到乡下去、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现象，构成了当代文学一大块的文类，叫做“知青文学”，那么1968年12月21号：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主席最新指示)
    我就被“动员”下去了，“动员”是一个不自愿的志愿，“动员”就是天天到你家敲门，进去坐着不走，饭都没法开，让一些小学生到你门口来唱歌，最后你不得不说：唉，烦死了——下乡吧！
    另外一个跟知识青年没关系的是精简城市人口，“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吃闲饭就是不劳动——凭什么说她在家里带小孩就是不劳动呢？吃闲饭的都得赶到乡下去。卫生部当官做老爷要赶下去，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在北京农业大学整个搬到陕西，所有的标本试管都破坏了，然后又搬回来。这些都是劳动等级里面的逆向运作，“劳心”“劳力”“知识”“权威”等等，在这样一种怪异的循环里已经搅得一塌糊涂。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后几句话就是“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村贫下中农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去看这些劳改的人，在这些知识分子心目中，劳动的价值比在一般“苦受”的那些人心目中更高。相对于那些祖祖辈辈受活的人，知识分子会更加把劳动崇高化，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依据，剩下的安身立命的就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读张贤亮的《绿化树》，先是写饥饿，小说主人翁饿得不行，利用知识分子的视觉原理，多捞一勺稀饭。后来稍微吃饱一点，跟作风不太正派的仓库保管员马缨花发生关系，最后发现干活能干过海喜喜，于是说“我现在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我想，我现在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农业工人了，而我才二十五岁，如果在农业劳动上我不能成为一个壮劳力，成为一个内行，今后便无法安身立命。……在这里，在这个穷乡僻壤，在这个也许我会终生呆下去的地方，只有体力劳动的成果才是衡量人的尺度。而从刚才干的活来看，只要我能吃饱，我完全可能成为海喜喜那样魁梧、剽悍、粗豪、放到哪儿都能干的多面手！我有充分的信心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这就是改造好了，以劳动者的“自食其力”为自己的标准。下一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加进了性无能的内容，但是突然恢复了性能力是在防洪救堤的场面。当他为国家贡献和牺牲的时候，突然，性能力恢复了。所以劳动还是要焊接到国家集体这样的公有制的话语系统上，才能得到主体的尊严。
    其实我们读到的很多知识分子下干校也好，进牛棚也好，都要强调他虽然是扫厕所，但这位老先生扫得特别干净。在劳动改造中，劳动之所以使你崇高，就是内化到被改造人的身上。
    最后一个问题，“劳动神圣：主人公精神”，红歌里我最喜欢的是这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嘿！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嘿！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响，举起了铁锤响叮当，造成了犁锄好生产哟，造成了枪炮送前方！嘿！嘿！嘿！嘿！咱们脸上放红光！咱们的汗珠往下淌！为什么？为了求解放！为什么？为了求解放！嘿！嘿，为咱全中国彻底解放！
    非常朴实非常令人振奋的一首歌，这是马克思主义，但在那种历史阶段里主要还是列宁主义的。因为马克思的观点是说“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说有很多国家的无产者，而是说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世界历史维度上成为的一个阶级，他们单独地在一个个民族国家里时还不是真正的完整的无产阶级。所以在1990年以后，俄国工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上挂了一个大标语，“全世界无产者，对不起”，sorry，没搞成。
    当然，马克思的观点一国或者数国之内是不可能搞成，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产业工人不到两百万人，按照马克思的标准，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阶级。一个叫裴宜理的美国学者有本书叫《上海罢工》，她分析了上海的工人阶级的构成，非常复杂。工匠——有技术的自成一个阶层；那些纺纱工人都是从苏北乡下来的女工，她们隶属于上海的青红帮黑社会的控制，等等。没有一个本质化的单一的工人阶级，在上海那个地方，工人也是分了很多种，而且主要还是在一个宗法的架构里面。
    总而言之，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各个系统都得到崇高的位置。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前三十年，工人阶级的位置相当于美国的中产阶级的位置，经济上比较优越，又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撑，享受福利。它是非常优越的支撑政府的基本力量，“我们工人有力量”，这个力量不光是操作机器，而是整个政策设计和意识形态的支撑里头，它是有力量的。所以当年穿着工作服、又是大厂或者国营企业的工人很神气。但我们会想到工人阶级的多元化和多重性。首先是合同工，他是农村来的，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人的资格，是要一年或者两年定一次合同。还有临时工，还有那些不是国有企业的，里弄生产组，各种小厂等等，工人阶级的多元化和其间的不平等很明显。“文革”中有几个被中央明令禁止的组织，其中就有一个“全国合同工联络站”。后来上海工人阶级起来要求涨工资——他们长时间地劳动，不涨工资，还有种种的问题，在“文革”中暴露出来了——结果马上就被打压下去了，说这是经济主义。所以在“劳工神圣”后面，如果我们不只看符号系统里面的表述，而是看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工人所处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崇高。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在三十年的当代文学里基本都是被遮蔽了的，用另外的问题来替代了。我们会想到两个剧本，一个是丛深《千万不要忘记》，丁少纯是青年工人，在八小时以外去打野鸭子，卖了鸭子的钱去买了一件148块(当时在我们听来是天价)的毛料大衣。丁少纯的爸爸丁海宽是个车间主任，觉得这小孩是走上邪路了，受到了他的丈母娘姚母——资产阶级小业主的坏影响，而姚母振振有词：
    姚母：“工人就不许有点私事？少干一天活少领一天工钱到头了呗。”
    丁海宽：“亲家母！少纯是制造大电机的，大电机是关系到国富民强的东西。他人虽平常，可占了一个不平常的地位。”
    姚母是很理直气壮的，八小时之外就是闲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衡量财富的尺度是闲暇，不是多干多得，而是你能享受多少闲暇就是能够享受多少社会的财富。在社会生产急遽发展的时候闲暇是越来越多。丁海宽的回答是顾左右而言他，说少纯位置重要，所以不能在八小时以外去打野鸭子。当年我们在农场种的是橡胶树，为什么要长时间重体力劳动？因为橡胶是战略物资，林彪有个题词，“大力发展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这跟丁海宽的回答是一样的，把我们的劳动纳入到了一个国防军事的环节中去，取消我们的闲暇时间。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在呈现工人神圣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乡下的老农，在丁少纯的头上压上了两代的“父亲”，一代是工人、车间主任的父亲，一代是丁爷爷。丁爷爷一上场就气场很足：
    丁爷爷：“当初我说把柱子先送屯子去放二年猪再上学，你们不乐意，怕误了他念书，念完了高小念初中，念完了初中又念技工学校，你看这念成个什么玩艺了？”
    丁爷爷还是要把劳动的最原初的德性价值引到大都市的大工厂里面来，就是所谓淳朴，所谓勤劳，把跟使用价值不分离的劳动，引入到都市中来。
    在社会主义企业劳动中经常看到的一句口号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是劳动竞赛，提供生产积极性。这是直接从苏联老大哥那边来的，有一个叫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年8月30号的时候，创造了一班之内采煤102吨的记录，超过定额13倍，类似于我们的王铁人或者先进工作者。非常有趣的是我看纪德的那本《莫斯科归来》，当时苏联觉得纪德是进步作家，出很高的报酬请他过来参观。纪德回来写了一本《莫斯科归来》，结果苏联人包括高尔基都骂纪德是叛徒。纪德坚守他的良心，看到了不能不写。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了劳动竞赛，有人介绍一位斯达汉诺夫先进工作者，说他用八个小时完成了五天的工作任务，纪德就很狡猾地问了一句：“那说明他以前是五天干了八小时的活咯？”那人没有回答他。比较有趣的是，听说纪德要去访问苏联，意大利的煤矿工会主席也派了个代表团去参观苏联。到了苏联以后，这些意大利的煤矿工人就跟老大哥一起干一班，结果非常轻巧地把斯达汉诺夫记录给打破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产本身的去政治化，革命是外在于生产的，必须抓革命来促生产。纪德的概括更厉害，工会已经不是工人自己的独立的组织，所以他们丧失了罢工的权利，“不能罢工只好怠工”，磨洋工。根据我在农场里的实践，确实有普遍的怠工。
    怎样抓革命呢？就是阶级斗争，深挖阶级敌人，其实这些阶级敌人早就不敢乱说乱动了，早就规规矩矩了，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们挖出来促生产。所以很容易明白当年胡耀邦代表中央组织部决定全中国的“地富反坏右”全部摘帽子，很多生产队的干部很不解——那我们村的脏活谁干呢？需要这些人的存在，这些“贱民”，这些底层中的底层才能承担社会上那些最低级的劳动。
    关于抓阶级斗争可以看看革命样板戏京剧《海港》：
    韩小强：我的理想是当海员，可现在——(示搭肩布，烦恼地)是个装卸工。
    钱守维：(假装否定地)嗳！这种思想可不对啊！(假装惋惜地)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唉！高中生当了个装卸工，是有点大材小用。这种活，过去谁瞧得起？人家叫“臭苦力”！
    韩：“臭苦力”？
    钱：(煽动地)见人都矮三分！
    韩：啊！(猛受刺激，冲向台口。麦包跌散)
    其实韩小强不安于位就是我们所说的职业工种调动选择的问题。装卸工是重体力劳动，两百多斤重的麦包背上还要托上十米高的轮船。阶级敌人钱守维借着麦包跌散的机会搞破坏，把玻璃纤维混到麦包里，残害非洲劳动人民——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设计。那么这就把韩小强的不安于位、对体力劳动的不甘转换到了受资产阶级思想和阶级夺权的蛊惑，以此来抓革命促生产。革命不是内在于社会主义劳动的，本来应该是政治和经济不分的，但这儿不断地要用阶级斗争去触动它。
    这就涉及要不断地强调培养“主人公精神”。我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有意思：“主人公精神”是不用培养的，我是抽屉的主人，体现在我有一把锁和钥匙，钥匙就是我是抽屉主人的标记。但是拼命地说要“培养”对抽屉的主人公意识却没有钥匙是不行的。在所有的工厂里，“以厂为家”的精神就是要拼命地“培养”，一不培养就不把自己当成主人。他不能参加到生产的管理中，不能对生产提出方方面面的意见——当然我们可以读到“鞍钢宪法”等等，这些都是书面上文字上的，很快就会被抓革命促生产取代。所以，在“文革”后期我看到的“以厂为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厂里的原材料为自己做台灯座什么的，甚至弄一个高级的收音机，然后拿去跟另外的以厂为家的人交换。这时候直接看到的是物物交换，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交换，这真正的是商品拜物教的赤裸裸的体现。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