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圣刚(1962-)，男，河南遂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研究，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内容提要：《额尔古纳河右岸》几乎以无标记、无刻度的思维叙述着一个民族、一类人群的历史，不仅与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实愈来愈远，而且可能是反现代、反现实的。作品实际上是在为现代人寻找生命轨迹。从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和生存方式，也看到了一种信仰的坚守，作品是在被抛弃的历史中重新寻找一种精神。作者在作品中展示的历史生活的古朴、典雅与现代人的生活旨趣是一种必然的悖论。
    关键词：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生存记忆/民间智慧/反现代性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评委会给予该作品的授奖辞是：“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1]
    的确，迟子建的作品给了我们不同的感受。作者几乎以无标记、无刻度的思维叙述着一个民族、一类人群的历史，不仅与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实愈来愈远，而且可能是反现代、反现实的。正是看到了作者和作品潜在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复杂信息，《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一种现代文本，它的蕴涵和体征是值得揭示和研究的。
    一、生存记忆：为现代人寻找生命轨迹
    
    人类的发展具有共同性，但不同民族的生命轨迹呈现各自的特点。就生物学意义而言，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DNA，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类型的DNA图谱；生命的进化改变着人的外部特征或者表现为外形的变化，而内在的印记则是恒久的、难以改变的。在文化意义上，人类的生存、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也发生着变化。除了人的生命本质意义上的进化之外，外部生存条件和环境的改变是人类生活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但是，不同民族生活的变迁表现出自己的规律性，其中既是DNA和地缘环境的不同决定的，更是生活方式选择的不同产生的结果[2]。
    人类生存的历史有多长，也许我们难以准确界定，而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却是明确的。不过，对于一般生命历程不足百年的个体来说，几千年的历史是足够漫长的。而人类的记忆更是有限的，能够对已经逝去的具体的生活形态如数道来肯定强人所难，尤其是现代生活的纷繁冗杂时时阻塞人的思维通道，意识短路导致的健忘症更能让人只顾盯着当下而忘却过去，所以漠视历史已经成为现代人具有的共性特征。当然，对于一个庞大的民族或人群来说，集体失忆历史一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有完整的因因相袭的文化体系，有以文字以及其他文化形式对历史的体现和记录。而对于弱小民族而言，历史却是容易遗失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而可能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是刻记在生命的记忆里的，记忆的断线就可能意味着历史的彻底丢失。
    鄂温克族是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民族，他们被称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大部分鄂温克人以放牧为生，其余从事农耕。但她也是遵循着几乎与其他民族类似的规律匍匐发展的，其中在历史的时空中留下了深刻的生命轨迹。鄂温克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也许，鄂温克族没有以自己的文字记载的完整的历史，但是，民族的生存历程是镌刻在鄂温克族人心里和生命的骨髓里的。毫无疑问，一个规模微小的民族在发展中存在着更多的磨难、艰辛、曲折，然而，鄂温克族的历史也充满了悲壮、苍凉，甚至至深至美的审美元素，在历史的属性上和文学的意义上可能就是一部史诗。
    可是人类进入了21世纪，现代化的超速度发展让我们越来越快地远离历史，“历史成为过去”不再是一种标语化的口头语言，而是成为了一种现实的真实写照。包括像鄂温克这样的民族在内的所有人们，都不可避免地或早或晚被裹挟到现代化的快车上去，远离历史、远离故土、远离魂牵之所成为一种趋势，就像室内的花草、笼中的飞鸟甚或玻璃缸中的鱼儿，必须告别过去而适应纯净的、明亮的、舒适的环境。鄂温克人就是在这种现代规律中离开了大山、森林、河流，这些“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不再拥有原始而又传统意义上的家，生存环境改变，生活方式自然发生变化：“乌力愣”、“希楞柱”见不到了，驯鹿、野猪、堪达罕、黑熊、狍子、灰鼠等从身边消失了，女主人所在的部落整体迁移到激流乡，人为的生活环境可能舒适安定，而鄂温克人原有的生存状态却从此不再，那种与生相伴、已经成为生命有机组成部分的天然生态元素成为想象，亦有甘甜亦有困苦、既有激情活力又有苍凉悲情的驯鹿、狩猎、捕鱼以及披星戴月、风雨为伴的劳作永远歇业。当然，进入新的时代，保护大山、森林、河流、动物、植被、生态等等成为一种必要，也成为鄂温克人离开原有生活环境的重要理由。不过，之所以要保护，是因为这里的生态环境已经出现了危机；鄂温克人之所以要离开，是因为他们依赖的生存链条已经发生断裂。然而，不管怎么说，鄂温克人的离开成为现实，他们的历史从此改变。也许，鄂温克人的生活从此更加光亮、幸福、安康。
    正是这种历史的变故，鄂温克人的生活和历史才有了全面而充分叙事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小民族，鄂温克人的生活原本可能是平淡的和不足以与外人更多言说的，因为区区几万人的鄂温克人的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芸芸众生的国度也许只有独特性而不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现实叙事，仅就此进行抒发可能引起人们震撼和思考的幅度和空间不会很大。但是，当鄂温克人全面离开了原来的生活，并且与历史无可挽回地实现了“搁置”之后，以“现代人”的思维审视鄂温克人原有的生活，历史是值得回忆和想象的：鄂温克人生存的内容是丰富的、真实的和富有诗意的，这种“真实”和“诗意”是一个小民族生命的存在，无论是在大地上还是在人们的记忆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然，在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纠结混杂的语境中，历史的断裂容易让人们忘却历史；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现代化不断拉大的人们思维上的空白和失忆，往往也会成为努力修补思维、深度寻找记忆的动力。《额尔古纳河右岸》体现的正是这种可能，它在努力为现代鄂温克人、也是为我们所有的人寻找生命的轨迹。
    二、民间智慧：朴素的世界观和生存方式
    鄂温克人以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生存着。作品以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最后部落酋长女人的身份，在场给我们讲述鄂温克人生存的历程。鄂温克人从久远的时空走来，大山、森林、河流、驯鹿、狩猎、捕鱼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基本的生活元素中，大山、森林、河流是构成鄂温克人最佳的诗意栖居地的要素，驯鹿、狩猎、捕鱼则成为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鄂温克人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乌力愣类似于流动的村落，希楞柱就是鄂温克人家庭歇息的临时“房舍”。应该说，鄂温克人散居于阻隔和绵延的山林之中，生活环境是闭塞的。然而，正是生活的流动性形成了鄂温克人特有的交往交流的方式。依据其生活环境中各类符号的多重联系，鄂温克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没有更多(文字的)虚无的阐释，是一种与鄂温克人生命存在丝丝相连的实感文化。
    信仰是鄂温克人虚灵的意念，也是鄂温克人最高的精神智慧。他们以森林、大山、水、火作为民族的标志，“神”是化解疑难和困惑的圭臬。森林和大山是鄂温克人与生俱来、与生为伴的物象，为他们提供了不竭的生活资源，驯鹿、野猪、堪达罕、黑熊、狍子、灰鼠、野鸡、野蘑菇、野葱等等都生长在森林和山野之中，让鄂温克人世世代代享用。不仅如此，鄂温克人居住的希楞柱是用松木杆搭成的圆形窝棚，他们的仓库是将相邻的两棵大树砍去树梢，作为柱子，然后用木头垒成，地上斜竖一根砍有阶梯的木柱为梯。鄂温克人还特别钟情于桦树林，桦树不仅为他们奉献了桦树汁、桦皮桶、桦皮盒、桦皮手套和鞋靴，而且桦皮还是制作桦皮船、乌力愣和希楞柱的主要材料，这让鄂温克人毕生离不开桦树。鄂温克人生于山野，葬于山野，人死后置于朝阳的山坡。所以鄂温克人对森林和大山充满了敬意以至崇拜，所以森林和大山就不仅仅是具有实用性质的物象，而且成为对鄂温克人具有命运幻想和生命启迪价值的膜拜符号。而水是生命之源，虽然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但对鄂温克人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鄂温克人所有的生存资源皆原始地取之于自然，河流、山泉简直就是上天、神的恩赐，是对自己民族的宠幸，鄂温克人把自己的生命系于水、溶于水，水也成为整个民族尊崇的神；火是鄂温克人生命的象征，鄂温克民族就是一簇燃烧不息的烈焰，“母亲送我的新婚礼物，是一团火，也就是我眼前守着的火。这团火是她和父亲结合时，母亲的父亲——我的那吉勒耶业送给她的，她从未让它熄灭过，即使她疯癫以后，搬迁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带着火种”。因为火不仅为鄂温克人创造了生存的条件，还能避邪驱魔，昭示着一个民族的希望，所以，鄂温克人每逢喜事或节日，一个部落都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每个家庭和部落都保存着不息的火种，对火保持着无限的敬畏，甚至不许女人从火上跨越。
    由12种神偶组成的“玛鲁神”是鄂温克人解释、平抑困惑的精神符号，萨满是掌握神符、具有神力的精神偶像。鄂温克人的生存依赖于天地间的天然生态，少有部族之间的兼并、厮杀，他们的生命几近呈现为完全的自然状态。但是，自然界的季节变化、风雨雷电、水涨山崩等自然事件也可能会戕害生命，成为灾难，生和死、喜和悲、希望和幻灭等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灾难，鄂温克人有自己的生存哲学，那就是一切悬疑归于自然，因为鄂温克人生于自然，存在于自然，生命回归自然似乎就是一种必然的、合理的归宿。所以，作品把林克被雷电击毙解说为“被雷电带走了”：“尼都萨满连夜在那片松林中选择了四颗直角相对的大树，砍了一些木杆，担在枝桠上，为父亲搭了他最后的一张铺。那张铺很高，尼都萨满说，林克是被雷神取走的，雷来自于天，要还雷于天，所以他的墓一定要离天更近一些。”鄂温克人似乎与自然有着天然的感应，“雨后的天空出现了彩虹。……然而看着看着，有一条彩虹忽然淡了颜色，很快就消失了。另一条虽然形态还完整着，但它顷刻间变得陈旧了，那些鲜艳的色彩不见了，彩虹里仿佛飞进了灰尘，乌蒙蒙的。彩虹的变色使大家的脸色也变了，谁都知道那是不祥的兆头，母亲提前回到希楞柱……已经提前哭我的父亲了”。这也许是鄂温克人的一种宿命，但这种宿命完全是以对自然的生命感受为依据的。因为人是有精神的，一个民族是有文化的，关于自己的存在，关于民族的历史，总是需要找到符合自身感知的解释。鄂温克人就是依据自己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把自己生命存在的密码和玄机指向自然，形成与自然节奏、规律一致的生死循环思想，死是生的昭示，生是死的弥补。“妮浩哭着告诉我们，她离开营地的时候，就知道她如果救活了那个孩子，她自己就要失去一个孩子。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她说，天要那个孩子去，我把他留下来了，我的孩子就要顶替他去那里”。实际上，鄂温克人“玛鲁神”就是他们所依存的自然，所以，“玛鲁神”的神偶都是由自然物象组成的，反映的是鄂温克人对自然的尊重、崇拜。所以，鄂温克人在猎杀到黑熊、野猪、堪达罕、甚至驯鹿分食其肉时，都要举行祭祀仪式，体现的可能是对神的虔诚，对动物生命的尊重和感谢。而对人的生命结束的处理方式也遵循了生于自然，回归自然的法则，譬如风葬、天葬等，让人的生命在大自然中安息。
    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民间智慧，是一种与现代人和现代文明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3]。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作为这个民族历史活的载体，不只是充当了“U盘”的作用，她目睹和见证了鄂温克人也许最后一个部落的历史，同时又是以这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参与到鄂温克人的生存活动中，是这种生存智慧的产物。她的这种叙述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作为一个“最后”，表明鄂温克人确实这样生存过，是纯粹的民间、真正的历史，这便与现在时时出现的“伪民间”、“伪历史”有了根本的区别。这也许是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当然也是至为宝贵的文学叙事资源。
    三、反现代性：抛弃与新的“寻找”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各个民族都在积极踊跃地向现代化迈进，人类的生活已经或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种因素促成的，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并最终塑造了人自身。现代化就是意味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改变，就是与历史呈现区别，与历史拉开距离。同时，现代化力求完成对人的全面塑造，使人真正具有现代感觉、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倾向等，一句话，也就是具有现代精神，即现代性。“现代性(modernity)，是指现代的本质，是一种理念；它与现代的表现(现代化)不同。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性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态度’。‘所谓的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出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4]1也就是说，对待“当代现实”应该秉持的是此种“理念”、“态度”、“方式”，而不是彼种“理念”、“态度”、“方式”。此种即现代(现代性)，彼种即历史。现代精神和理念的排他性是客观存在的，非此即彼的逻辑非常容易启示人们秉持着现代性而遗忘历史，因为包袱往往是历史的。
    鄂温克人生活的改变也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当新中国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各民族的关系地位，并且明确了未来生活的前景时，鄂温克人开始从大山、森林中迁移出来，激流乡成为他们的“乌力愣”。这种改变包含着鄂温克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取舍，更包含着他们对现代理念的认同和“自愿的选择”。
    当现代化成为一个国家、成为整个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人类的生活与现代化合流也就不可逆转，没有多少人能够例外。鄂温克人全部的生活内容包括感觉、意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等，显然与现代生活存在泾渭之别，难以相融。历史与现实的间性让人们面临抉择，现代性不仅成为精神维度，也成为生活维度，它在展示着未来的图景，也在为人们制造新的感觉、新的理性、新的观念、新的精神，并以此衡量着现实生活。认同过去、认同历史、认同生存经验意味着与现代的“隔绝”，这种“隔绝”可能就是被现代生活边缘化甚或抛弃，这似乎成为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跨入现代可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对历史在某种意义上的否定。这种决绝性的嬗变是痛苦的，因为它不仅是生活环境、生活资源、生活方式等外在的抛弃，更是认知的、精神的、心理的等内在的抛弃，是一种从生理到心理进而到精神的全方位的蜕变，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全面的否定。这就是现代性昭示并期望的结果，鄂温克人难以避免地被牵引到现代化的轨道上。
    “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象征着鄂温克人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时空形成的，失去了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时空，这种历史也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当她的部落迁移到激流乡，她顽固地留守在那片相伴终生的山林，她的存在能够说明的是，现实可以跟随人们的意志和生活图式变化，历史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年轻人比较容易走出山林，他们本身缺少“历史”的内容，接纳多样丰富的现实没有障碍。这样一个“最后”当然也是现实与历史的重要连接，她的象征意义和想象意义大于她的真实意义。正是因为她的存在，她的儿孙才会经常回归这片山林，鄂温克人才能记起这段历史，才能勾起对民族原生态文化的想象。
    从根本上说，鄂温克族原生态文化是反现代性的。她的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沿袭原始的游猎生活，保持着原始的生命状态，与大自然呈现着天然的依存关系。虽然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接触到了某些现代工业产品，但没有从本质上影响他们的生活面貌。这是一种长期沿袭的既成秩序，是一种与自然生态相依共生的秩序，其中有鄂温克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有鄂温克人内部运作规则，还有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心理秩序、精神秩序、伦理秩序等，这显然与现代性是格格不入的。现代性重塑着人们的生活，让历史告一段落。现代化的确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气象，工具理性构筑着人类新的生存逻辑。然而，当鄂温克人投入到现代生活的浪潮，波浪的捶打蹂躏却是没完没了，刺激之后是疲惫、焦躁、空虚，鄂温克人植入骨髓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平静生活不再了。所以，“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适应不了这种生活，她是属于“历史”的，她至死都不肯走进“现实”，用自己的“顽固”坚守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其实，适应不了“现实”的不只是“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包括走出山林的青年一代的鄂温克人，在见识了山林之外“丰富”的现代生活后，刺激造成的麻木让他们追忆自己民族已逝的生活，“伊莲娜在山上呆烦了，会背着她的画返回城市。然而要不了多久，她又会回来。她每次回来都兴冲冲的，说城市里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房屋，到处是车辆，到处是灰尘，实在是无聊。……伊莲娜终于有一天辞了职，带着行李回到了我们中间。她对我说，它厌倦了工作，厌倦了城市，厌倦了男人。她说她已经彻底领悟了，让人不厌倦的只有驯鹿、树木、河流、月亮和清风”。
    所以，“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在寻找，她讲述着鄂温克人的故事，追忆着逝去的历史；伊莲娜在寻找，她用自己的画试图留下鄂温克人逝去的生活图景；西班也在寻找，他一直在琢磨着雕刻着鄂温克文字，试图为鄂温克族历史留下永恒的印记；妮浩作为鄂温克族一个部落最后的萨满，她试图留住鄂温克人生活的一切。但是，这一切注定是枉然。当1989年那场罕见的大火席卷大兴安岭，吞噬鄂温克人原有的“家园”的时候，历史似乎在此时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谢幕仪式，“妮浩就是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次披挂上神衣、神帽、神裙，手持神鼓，开始跳神求雨的。……她刚做完这一切，雷声和闪电交替出现，大雨倾盆而下。妮浩在雨中唱起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支神歌。她没唱完那支歌，就倒在了雨水中”。“妮浩祈雨的情景，让伊莲娜难以忘怀。她对我说，在那个瞬间，她看见的是我们鄂温克人一百年的风雨，激荡人心。她说一定要把那种情景用画展现出来”。可是，伊莲娜的画一画就是两年，当这幅“很有气魄”的画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伊莲娜却带着自己的画笔伴着贝尔茨河水走了。寻找只是一种努力，“历史”终于终结。在历史与现代性的不可调和中，历史最终“牺牲”。作者和“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一样饱含深情、满含依恋地给我们追述着不为现代人称道的故事，目的是为了终止人们对历史的遗忘。
    四、原始和古典美与现代生活旨趣的悖论
    
    虽然《额尔古纳河右岸》文本形式和叙事方式呈现出散文化的某些特征，但是作者构筑的作品文本仍然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许在作者的其他作品中也能寻觅到一些踪迹，但总体上它属于《额尔古纳河右岸》。因为它从根本上是与作品的内容，作品的情调、风格，作品的叙事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最突出的是文本中呈现出大量的意象，譬如蓝天、白云、太阳、月亮、星星、白雪、大山、河流、风声、雷电等等，当然，这些意象是与鄂温克人生活的环境浑然一体的。鄂温克人生活在大山、森林中，原始地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随时与蓝天、白云、太阳、月亮、星星、白雪、大山、河流、风声、雷电等自然现象相伴随，它们就是鄂温克人生活天然的组成部分，这是现代都市生活难以拥有的。在远古文化和古典文学中，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是常见的思维符号和审美意象，如中国神话中的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女娲补天以及风神、雷神等。古典文学中，这些意象更是成为众多名篇抒情表意的对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悠悠满苍梧”。“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等等。这些自然中常见的、也是典型的物象一直是中华文化立言立意的符号，它们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巨大的阐释价值。从本质意义上说，这是与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相对应的。人类从天地走来，在技术文明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之前，人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是毋庸置疑的，自然就是人的命运，自然就是人的一切，人赋予自然物象以灵性，物之灵性与人之灵性相通。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表达的自然意象是鄂温克族文化的体现。鄂温克民族近乎原始的游猎生活所体现的游牧文明，是一种与自然融合的文明，自然物象就是鄂温克人生命的符码和节律，决定着他们的审美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判断。作者以鄂温克人崇尚的物象作为叙事的符号材料，以深度抒情的方式展示着鄂温克人游牧文明的原貌，赋予鄂温克文化的多义性。譬如月亮这一古老的意象，似乎一直在鄂温克人头顶的上空游动，作品中出现许多关于月亮的话语，这一遥远的、光洁的玉盘给人无限的遐想。再如风声，作品中有两种风声，“深夜，希楞柱外常有风声传来。冬日的风中往往夹杂着野兽的叫声，而夏日的风中常有猫头鹰的叫声和蛙鸣。希楞柱里，也有风声，风声中夹杂着父亲的喘息和母亲的呢喃，这种特别的风声是母亲达玛拉和父亲林克制造的”。还有河流，鄂温克人也是依河流而生的。但作品说女人也有一个暗河，这个河流只有热爱她的男人才能进入。因为只有这些自然物象与鄂温克人联系起来才是真实的生活，鄂温克人只有切身看到、听到、感觉到这些自然物象心里才会踏实，思维才能活跃起来、丰富起来。更因为这些自然物象饱含着原始天然的文化旨趣和古典的审美意蕴，与鄂温克人的生活和历史联系起来具有了深厚的审美价值，因此这种历史的寻找才是有意义的。作者在这里运用的不是高超的叙事技巧，而是深沉的感情，优美的语言，诗一般的意境，把一组组富有审美想象的自然物象编织进鄂温克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是粗犷、质朴的，又是精致、典雅的，它足以诱导我们向往过去，回归历史。
    现代都市生活追求的是高楼大厦，是街道、商场、酒楼、霓虹灯、人流、车流，人们端居在阁楼里，或者穿行于街道、商场、酒楼、霓虹灯、人流、车流中，难以与蓝天、白云、太阳、月亮、星星晤面，更不可能与大山、河流、森林、风声、雷电为邻，这些意象也许只能成为他们日益枯竭的想象中的符号。现代人孜孜以求地适应都市文明，努力纳入现代生活的洪流，在繁华、体面、规范的场所，我们的话语和言说方式可能在很多时候也难以与这些意象联系在一起。包括纳入现代生活体系的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生活方式有了巨大差别。进入都市的人们生产劳动的对象不再是土地、河流、山川、森林等，更不是猎狩的动物，而是机器、技术、信息、思想、规则，是由现代智慧连接起来的物流、信息流、货币流、人流、车流、声浪流，这些让人焦虑的概念虽然时时刻刻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但它似乎是不真实的，在人的潜意识中总是泛出一种虚无感。于是，现代人也会联想起大地苍生中那些富有诗意和生命启迪意义的自然物象，并且在都市的不同场所模拟仿造出众多景观，甚至在现代文明时尚的助推下，都市生活全面包装，日常生活呈现出所谓的审美化。但是，这不是真实的自然，这是一种由符码组成的虚假建构。所谓的审美化，实际上是一种表象化、形式化，并不能构成和产生深度的审美。然而，现代都市的发展不可能将自然搬到现代人的生活中来，只能用这种虚假建构满足现代人心理上的一种渴求。形式的、虚假的符码满足的是暂时的精神需求，长时间对人们的刺激必然产生心理疲惫。所以，从生理天性和精神本质来说，人需要的是真实的自然，是具有隽永诗意的天然物象。遗憾的是，人类不可能返回原始，也不愿意回归古典，就像已经迁移的鄂温克人一样，不可能重新回归山林。这就是历史内容与现实生活的悖论。

    参考文献：
    
    [1]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实录[EB/OL]. http://book.sina.com.cn/2008-11-02/2136246495.shtml.
    [2]吴圣刚.文化的生态学阐释和保护[J].理论界，2005，(5)：148-149.
    [3]吴圣刚.大众文化的叙事特点、审美规律和审美价值[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05-109.
    [4]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责任编辑：张雨楠